二、困守长安时期（35岁到44岁）
唐玄宗天宝五年，杜甫赴长安求仕，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次年，唐玄宗征召“天下士人有一艺者”，杜甫参加了考试，但这次考试因奸相李林甫操纵，而无一人及第，制造了“野无遗贤”的骗局，杜甫也成了受害者，理想不能实现，生活陷入困顿。
杜甫不得不向官僚投简赠诗，启求引荐。杜甫其实并不是那种善于献媚的人，为了前途和理想，他卑微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和冷炙，到处潜悲辛。”道出了乞仕的屈辱和辛酸。
他还三次向皇帝献赋，希望得到赏识，唐玄宗让他“待至集贤院”，也就是加入后备干部行列，一等就是四年。
为了生活，诗人只好“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他曾经等到一个河西县尉的小职务，但被他果断的拒绝了。因为那是个下欺压黎民，上要阿谀奉承的角色，他无法欺下媚上。
到天宝十四载，被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官定后，他回奉先探家。
杜甫困居长安，正是大唐帝国渐趋衰弱，政治形式转入黑暗，官僚集团日益腐化，安禄山酝酿叛乱的时期。诗人的理想不得实现，生活潦倒，只是他接近了现实，认识了社会，向人民迈出了第一步，写了许多倾诉不平，揭露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自此，杜甫的思想逐渐靠近人民，创作也表现了飞跃，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成为忧国忧民的诗人。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45到48岁）
天宝14载11月，安史之乱爆发，这是唐帝国有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杜甫生活与创作的转折点，杜甫开始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和难民一起，由奉先经白水向陕北流亡。“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历尽千辛万苦。
天宝15载七月，肃宗即位，改元至德，诗人闻之后，立刻在鄜州羌村安顿了家小，自身急奔灵武。不料，途中为叛军所俘，困居长安九个多月。诗人目睹了国家残破，人民流血，心情无比悲痛，写下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等著名的诗篇。
至德二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到肃宗行在凤翔，任左拾遗。但不久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竟被放还鄜州。他在《北征》与《羌村三首》记录了这时的生活与心境。
两京收复，杜甫回长安，恢复原任，但不久便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远离朝廷。这对杜甫来说，在政治上是严重的打击，但在创作上却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辉煌的现实主义诗篇“三吏”“三别”就是他经洛阳返华州途中所作。
战乱使杜甫走进流亡的队伍，统治阶级的生活骄奢，战乱中人民的疾苦，诗人报国之心的几遭挫败，又加上生活颠沛颠流与贫苦，使杜甫逐渐走向人民，深刻认识到了现实社会，使他的诗歌创作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峰，充满爱国思想和悲叹黎元之情。
四、漂泊西南时期（49岁到59岁）
肃宗乾元二年，关内大旱，杜甫弃官西行，开始了漫长的漂泊生活。他先流寓秦州、同谷，“黄独天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同谷县作歌七首》），生活无比凄苦。
岁末始抵成都，次年承友帮助，与城西南浣花溪畔营建了一所草堂，暂得定居。时严武为成都尹，时常过来周济，不久，严武被召还京，徐知道趁机暴乱。杜甫又弃草堂必乱。
后严武再次镇蜀，杜甫也回成都，严武任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段时间，杜甫生活比较安定，写下了一些歌咏自然的诗篇，但并没有忘记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灾难。《房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南河南河北》等，表白了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注。
严武去世，杜甫也离开成都东下，这时杜甫写下了大量的吟咏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诗篇，与自传性的回忆诗，如《壮游》《西游》《遣怀》《八哀》等，这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丰收时期。
他与代宗大历三年出川，想返回家乡，但战乱使他无法北上，只好辗转漂泊于湖北江陵、公安和湖南的岳阳、长沙、衡阳一带，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流浪两年，最后在破船上病死，终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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