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于张爱玲文字多年后读到木心，总以为他们是一类人。在《木心遗稿》中读到木心对张爱玲的评论，那份懂得与慈悲，恰是对另一位天才的凝视与解读。他独特视的视角，往往将张爱玲的艺术、性格与命运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审视。
“浅浅的深度”与“活色生香”的文风
木心用“浅浅的深度，薄薄的厚度”来概括张爱玲的文风，捕捉到张爱玲艺术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浅浅”与“薄薄”：指的是她题材的日常性，如饮食男女、家庭琐事，叙事表象的明澈，以及她刻意回避的宏大叙事与哲学思辨。她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挖掘精神的深渊，也不像鲁迅那样直指民族文化的根髓。
“深度”与“厚度”：恰恰是在这“浅浅”的表象之下，她以无与伦比的敏感和笔力，开凿出了人性的幽微。她写的是“文明”底下的“素朴”，是浮华社会里永恒的人性。这种深度，不是通过说教与呐喊，而是通过精微的细节、苍凉的意象和通透的洞察来实现的。
木心盛赞其文字“活色生香”，这四个字点出了张爱玲艺术的魅力：一种强烈的物质性与感官性。她笔下的月亮、镜子、香烟、霓虹灯、衣服的纹理，都不仅仅是背景，而是承载着情感与命运、有生命、会呼吸的存在。她让读者看见、闻到、触摸到那个世界，这种鲜活的质感，构成了她文学世界中不可替代的“厚度”。
“平易，不近人”的孤傲与悲凉的性格命运
木心洞察到张爱玲性格中的核心矛盾，并以此解读她的人生轨迹。他指出张爱玲的傲气并非世俗的傲慢，而是“天真、明朗”的，源于一种极度的精神洁癖和对自身才华的确信。这种傲气使她得以在乱世中构筑并坚守自己的文学王国。
“平易，不近人”，这是木心一个极为精妙的断语。张爱玲的文字平易近人，写尽了俗世的悲欢；她本人也可能在表面上保持礼貌，但在精神与情感上，她与外界保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这种“不近人”，既是自我保护，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以一种站在云端，旁观者的姿态看世事。木心认为，她的“性格决定命运”，但晚景的孤寂也是“命运在决定性格”，二者相互缠绕，形成了她无法挣脱的网。
张爱玲 与胡兰成作为“审美事件”的爱情
对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木心没有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符合张爱玲美学逻辑的“审美事件”。
“浪子佳人”的绝配：从艺术角度看，胡兰成的才子风流与张爱玲的绝世才华，构成了传统叙事中“浪子佳人”的现代版。这段恋情本身就如同一出她小说中的情节，充满了戏剧性与苍凉感。
·木心认为张爱玲至死对胡都有恨意，而这恨，恰恰证明了“她没有忘了他”。真正的放下是冷漠。这份纠缠至死的复杂情感，暴露了她并非一个彻底冰冷彻悟的出世之人，而是一个在情爱中受伤后无法痊愈的凡人，反而让她的人格显得更为真实和可悲。
木心尤为欣赏张爱玲在决绝时的姿态，她没有陷入世俗的撕扯，而是以一种决绝的沉默和远离来处理这段关系，这在木心眼中，是一种“高贵”的结束方式。木心本人也是如此，无论友情还是爱情，不纠缠、不给自己留退路，绝不模棱两可。倘若张爱玲认识木心，抑或，她也会欣赏木心，尽管木心自嘲张爱玲不会喜欢他，实则，木心是最懂张爱玲的张迷。
“灰色的幽灵”与“公主落难”的美国时期
木心对张爱玲美国时期的论述，充满了最深切的悲悯，这也是《木心遗稿》中相较于其早年评论（如《飘零的隐士》）更具“恺切”之心的体现。
木心在遗稿中称张爱玲 “灰色的幽灵”，这个意象捕捉了张爱玲晚年在美国自我放逐、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状态。她从一个笔下世界“活色生香”的创造者，变成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留痕迹的“幽影”。
木心看到，张爱玲曾经的文学才华，在现实的生存压力，如不断搬迁、精神困扰（如被“跳蚤”所困）和创作瓶颈面前，显得无力。她后期的创作尝试，将早期《金锁记》用英文改写成《怨女》，《红楼梦魇》研究，改写《海上花列传》……在木心看来，大都未能达到她上海时期的巅峰水准，这是一种“江郎才尽”式的巨大悲剧。
木心深刻地指出，张爱玲晚年的处境，本质上是一种“公主落难”。她本是文学王国里被天赋选中的“公主”，却不得不在一个不接纳她、甚至需要她为生计苦苦挣扎的异乡环境里度过余生。这种“落难”，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与创作上的。
“懂得与慈悲”的知音之评
在《木心遗稿》上，从木心对张爱玲的全部评论中可以看作是一位“知音”的解读。他跳出了单纯的文学技巧分析，而是将张爱玲的文学、性格与人生际遇联系，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阐释。
木心既充分肯定张爱玲的独特文学才华和成就，也洞察其性格与命运交织下的个人困境，特别是她美国时期的悲凉与挣扎。木心看到了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完成”与在现实人生中的“未完成”，那份天才未能找到安放自身的最终归宿的无限苍凉。
从《木心遗稿》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的欣赏，对张爱玲困境的理解，对她最终命运的深深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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