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杭育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第2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3.14
寻根文学的色彩,福奎作为最后一个渔佬的坚守与沉迷,文中有部分篇幅着力于叙述钓鱼、捕鱼、捞鱼的场景和动作,其中提到堂兄弟官法、表外甥大贵,官法因为吃着公家饭得到了福奎的心上人阿七,其实可以理解,女人渴望安稳的婚姻,而福奎倒是潇洒不羁,没钱没房,更甚至不愿意去抓住阿七提供的一个机会,宁可把鲥鱼扔给猫也不给大贵。但以前一次需要钓钩的他却愿意连续送十条鲤鱼给大贵,其实还是个人意愿的选择,倾向的、热爱的、依赖的便愿意去付出,在他人眼里安稳的、轻松的、闲适的生活不一定引起福奎的关注。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对徜徉河水的渔佬的生活方式既理解又惋惜的情绪,对人的存在形态/存在价值的一种探讨。
查了一下百度,我忽略的是“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是否就先进,福奎这样又是否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应如何去进行文化的价值评判。
小说是在当时“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次文化反思的特点,是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观照,重新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内核,以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支点,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但值得置疑的也正在此。
正如小说题目所示,作者意图把主人公福奎塑造成“最后一个渔佬儿”的典型,以此代表一种愚顽守旧、行将就木却偏不识时务的“多余人”,代表一种妨碍新生活变革的历史惰性。而这正是当时情境下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权力要求。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福奎/大贵;江上/岸上;滚钓/渔塘;船上的马灯/滨江大道的“火龙 ”(街灯)等一系列能指的二元对立来贯彻和体现这种要求。
前者代表传统、落后、守旧,是处于边缘位置的“他者”;后者代表现代、文明、进步,是处于话语中心的“主体”。前者依赖、屈从于后者,后者则支配和挤压前者。上述二元对立经过作者精心编写和细密缝合,其合法性得到确立,体现了作品的主题:一方面现实一片光明,前景辉煌,改革和进步的车轮不可阻挡;另一方面现状仍有不令人满意之处,极少数守旧力量妨碍历史进步,但这无碍大局,因为他们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正在走向没落。“最后一个”的题意于此显现出来。
以上对福奎的批判态度我不认可。反思少,我认为是寻根。一种自然、原始的生活形式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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