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离开土地，才知道土地待人最是真诚，世事繁华，更多的是诱惑，诱走了人，唬跑了心！
最近又读了一遍白鹿原，并又推荐给两个朋友，其中一个开玩笑说，白鹿原是一个恐怖小说，第一章就死了七个人。抛开生命情感不讲，接茬娶了七个媳妇，除了家道殷实，有力承担外，更应了农民的执拗，无论天灾虫咬，这茬庄家不收我便再种一茬。就像各家牲口棚里沤成粪土的婴儿。无力面对疾病时，人类选择了最简单直接的应对法则。
读了几遍白鹿原，白嘉轩的形象仿佛一直是个腰板挺直不怒自威的族长，未曾年轻，未曾衰老，就像矗立在沟壑之上的原，千年不变。他坚守着“仁义庄”的名誉，坚守着乡约上的规责，坚守着门楼上“耕读传家”的匾额，坚守着那个粗笨的传家宝木匣子。
陈老描写的是他儿时隐约的记忆和从年老乡党口中听闻来的传说。转眼几十载，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像星星散落的乡村里是否还有如白嘉轩般坚守的族长？我想，应是消失了，灭绝了，但其某种特性也许会在不经意间从后辈的某件事情上有所提现，就像生物学上的返祖现象。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记忆中的童年是苦的，父母年轻肯干却依然家徒四壁，生活只能算是温饱。
记忆中冬天常吃的一道菜除了我不爱吃的炖白菜外便是捣一头蒜，倒上酱油醋，滴几滴香油，沾馒头吃，当然夏天要丰盛一些小葱拌饼子，还有拍黄瓜，清爽解暑。
因为母亲是个裁缝，所以我一直也没穿过在集市上卖的那种时髦的“现成”的衣服。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父亲年轻时骑着自行车串乡修家电，当然那时所谓的家电也就是戏匣子和黑白电视机。
父亲后来买了辆二手的三马车串乡换大米，之所以没有选择更便宜些的驴车，可能是因为父亲压根就不会伺候牲口，再就是这喝柴油的车可以跑的更远更快些，车头上还有灯。便能去一些没太多人做买卖的东乡。
因为路远所以父亲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天黑才能到家，每听到哒哒哒的三马车进院，我便跑出去爬上车斗，准能翻找到一两块点心，饼干，或者烧饼。一面吃一面想，父亲去串乡生活太好了，不用吃馒头，可以买这些玩意儿当午饭，而且每次买的都多到他自己一顿吃不下。
我虽待人蠢笨却被大家夸赞读书聪明，我有一墙的奖状（这样是不是就不算家徒四壁了），还有打小就说好的大学要去上，谁又知道大学是什么呢？后来，父母用攒下的钱和借来的债翻盖了破落的老屋，生活日见红火，几年后父亲买来鲜艳的瓷砖装修了一下一直裸露着红砖的门楼。再后来，我真的上了所说的大学，并在千里之外娶妻成家。父亲说，如果我在家娶妻的话，就好好过活，到时候把房前屋后的几个院子都买下来，这一片原本就是咱祖上的院子，原来是阔气的四合院如今却挤成了三排房。我说，何必困在村里，正如何必坚持种那二亩地，我们都不在家，你和我妈辛苦春播秋收的倒不如买来便宜。
说到老宅，二爷讲的故事更长些：太爷当时是有名的地主乡绅，是我们村所在大乡乡长，他的连桥是另一个大乡乡长，二爷说小时候他和我爷去乡政府找太爷，门口站岗的日本兵还常给他们糖吃。老太爷后来死了，解放后是太奶带着三个儿子过活，因为孤儿寡母没有劳动力，祖产也被没收，所以生活很是艰难，还好因为家里殷实时对乡邻接济帮扶，老太爷也死了，所以批斗时没怎么受苦。但地主成分像颗钉子一样把我们家钉在了耻辱柱上，到大爷他们这一代，念书不行，劳动不行，想去当兵更不行，几个半大孩子天天被那个同姓贫农队长呼来呵去。二奶咬着假牙说，那时我就咒他不得好死，你看，前年果然痨病死了，死时佝偻的像个虾米，入殓时头下脚下各垫上土坯这才算躺下。
这些年家乡变化很快，村里的年轻人也开上小车住上楼房，个个红光满面。不知道村里有没有人注意，到老叔家小弟去年考上大学，老校长（我爷爷）三个儿子家所有的四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考上了大学。看来这一代中，再无耕者！
谁还在守望麦田，谁还在坚守着矗立千年的原，年轻人如白灵一般奔出土地的革命者，全为自己空画的梦。
也许，当死时，身埋土中，才能感受到土地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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