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花凋零
年初的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溺亡事件余波未息，之后有北大研究生贾昊跳楼事件，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安徽建筑大学、湖南大学等封锁消息不愿张扬的研究生自杀事件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这接二连三的研究生自杀事件且并未有偃旗息鼓之势反而随着未来社会发展可能有加重的趋势，我们不禁要反问是什么导致了高校研究生自杀事件的频仍，且为何此类事件大多发生于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笔者认为是高校的用人体制尤其是导师负责制这一制度造成的。
一是在高校主要实行导师负责制，长此以往导师个人权力一人独大，这种现象尤其在高等水平的科研院校尤甚。越是一流的高等院校，导师拥有的教育资源、科研资源、人脉资源等无形资源使导师有形的和无形的权力日渐增大。无形的权力越来越大，形成“马太效应”，使得越是一流的院校，导师有形和无形的权力越大；而越是薄弱的院校，导师的有形和无形的权力则相对弱一些，这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流院校的导师被更多的学生青睐，从而有更多的本科生报考该导师的研究生，更多的研究生报考导师的博士生。在导师带学生这种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一种较强的依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权利与义务责任界限不明，导师可以滥用权力自由支配学生的时间，就像北大的谢新洲导师，他支配贾昊同学为他做了三年英语家教，从免费到给予很少的报酬，以及那个西交大导师让博士生杨宝德免费给自己带孩子、洗衣服、打扫卫生等。而学生之所以服从，一是忌惮导师手中的权力，二是凭借导师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学生的这种心理会在客观上使得导师更加肆意妄为，甚至通过论文是否合格，是否准许毕业授予学位而威胁学生，压榨学生的剩余价值。
二是即便有些导师在带研究生的过程中出现了个人作风问题，那学校也会从轻发落，甚至睁只眼闭只眼。某些学术威望很高的导师，往往肩负着高等院校甚至国家的科研重任，尤其对于理工科的导师而言，动辄有着几百万的大项目，这些项目事关高校利益、地区利益，那这些导师的权力自不必说。在此背景下，即便该导师在带研究生的过程中出现了个人作风问题，那学校也会从轻发落，甚至睁只眼闭只眼。与1998年北大女生自杀事件有着一定联系的沈阳导师，却在事发之后只是被“记大过”，并且在之后的从教科研之路顺风顺水，还评上了“长江学者”，并任教于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而这两所大学也都不追究沈阳导师被“记大过”的原委，时至今日，再也难以掩藏，这三所高校才均表了态。
三是高校的导师选拔制度弊端丛生，导师是否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是否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反而成为评判的主要依据，而师德却成为某些高校所忽略的。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就忽略了沈阳老师的“记大过”，南大甚至在沈阳导师评选“长江学者”起了助推作用。
导师是研究生学习期间的主要责任人，导师的师德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生的身心健康，甚至攸关生命。高等院校作为社会精神界的向导和灯塔，首先应不断省察自身的选人用人机制，做到师德先行；其次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制衡导师的权力；最后给年轻老师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培养学科研究的储备人才，而不让某些导师一人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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