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刚接他爸嘉庆的班，就决心打造“节约型”社会，后世著名的《御制声色货利谕》就是道光刚当家时的作品，该文件重点阐述了大清国目前施行节俭的必要性和实现节俭的具体操作办法。
道光在文件中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办法只有一个：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从我省起。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但行动的没有，该腐败的依旧腐败。
与这些腐败的手下相比，道光的言行还是一致的。在位的几十年间，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颁布这份节俭宣言并不只是为了作秀，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史书说道光“衣非三浣不易”，也就是说道光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不仅如此，道光裤子破了也不舍得扔，补补接着穿，也不怕跌份。
皇帝爱补丁，众爱卿也体贴圣意，个个都把自己好好的官服打上几个补丁，道光无意间引领起穿补丁衣服的社会潮流。
道光心里美极了：举朝上下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我的榜样作用不小啊！有一回，道光逮了个大臣拉起家常：你这补丁打得不错，花了多少钱？
该大臣脑袋灵光，知道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常把皇帝当冤大头狠宰，要是说少了免不了被内务府的那帮人穿小鞋，于是一咬牙眼睛眨都不眨就回答了一句：三两银子！
道光老兄一听又气又急：内务府那帮人给我打个补丁报了五两！以后还是把补丁交给后宫的嫔妃打吧，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手艺差点儿不打紧，关键是不用花自己一分钱。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据某些史料反映，道光连片儿汤都不敢喝，烧饼也省着吃……
道光皇帝把生活过得如此寒酸，真正的原因在于没钱，国家没钱，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
让人大为奇怪的是，皇帝怎么会没钱？钱都花哪儿去了？
第一，皇帝的日子过得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轻松。
皇帝除了给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支付薪水，自己也要花钱，皇帝有自己的房子、老婆和孩子，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数千勤务人员（太监、宫女等）随时待命，这些人都得靠皇帝发工资。
此外，还有皇族一大群人帮皇帝花钱。他们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但皇帝每年还得给他们一笔钱，给少了还不行。
顺治初年，皇族不过几千人，至道光时期已好几万人，所以道光每年都得花几百万两银子才能摆平这帮亲戚。
第二，腐败。
历朝历代最不缺的就是贪官污吏，这帮人让朝廷的行政成本高居不下，朝廷拨下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他们的肚子和腰包，至于剩多少钱用于百姓那得看他们的心情。
在当时，犯罪成本太低，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
再加上监察制度不完善，官员任期没有限制，导致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谁的权势大，谁的官阶高，谁就说了算，官员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一切。因此，贪污不是皇帝弄几次反腐倡廉运动就能消灭的。
第三，天灾。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抗灾能力。譬如黄河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决口。
嘉庆年间，黄河堵一个决口要花掉上千万两银子。治河费用如此高昂，也不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
黄河泛滥，官员贪腐，豆腐渣工程导致黄河更加容易泛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四，镇压农民起义。
地主、官僚、商人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将赚来的或剥削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土地。如此一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种，只能给地主种地打工；但种地得交租，可交完租，还能剩下多少？若赶上天灾人祸，连租都交不起，饭都吃不上了，那还不反吗？
从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成功地团结到广大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们随之起事！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军费近两亿两，几乎耗尽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
道光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勤俭了一辈子，却把国家治理得更加贪污腐化。
在立国近二百年后，国家机器已经腐朽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犹如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终结它生命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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