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
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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