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两篇文章，法家其实已经提出了三个核心的治国概念，包括法，术和势，显然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且一定围绕着法家的核心思想去展开。那么之间到底是如何去运作的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势是什么？韩非子在八经中已经直言不讳的道：势者，胜众之资也。此处是势字，其实就是权势的意思。这样的观点我们并不难理解——要想能够去执行一切的硬性的法，如果没有足够的硬实力与合理性，显然不会有人去遵从。那这种势又是怎样来的呢？我们以沿着上面的逻辑去分析一下——首先所谓硬实力其实包括两个，其一作为君主他的个人能力当然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上反面的案例当然有，最典型的无疑就是秦朝的秦二世了，他没有像他父亲秦始皇那样的能力或者说是气场，你就镇不住下面的臣子们；其次还有一个硬实力就是法，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切社会制度，因为制度上的精妙设计，当然会极大的辅佐君王之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合理性了，所谓合理性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元素就是世袭，因为如果人们心中没有出现叛乱的想法，那么君王世袭在中国古人看来就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
其实由此我们就已经能看到势与法之间的第一层关系了——如果没有势力，那么所有法律的设定都是空谈，不会有任何人去从一个没有能力且没有合理性的君王（当然在此并展开通过这种势去要挟人们并完成统治的方式是否恰当），而反过来呢？法律与制度的完善，当然会使视力大大增强。这就是为什么说他们相辅相成了。
而术呢，在我的理解中，他更像是一个掺杂于法与势之间的一种行事技巧，就是与落实有关——也就是与势相互扶持，最终是法彻底落地。毕竟实施一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靠来自于势的恐吓，在某些细节上并不能完成很好的治理。因为这种动作其实是反面的，是一种从威胁的角度去迫使人们完成某件事情，而术呢？它建立在势之上，就是说如果没有势，那么术当然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当我们有势的时候，能够通过术完成一种从单纯的威胁，到使人们掺杂一部分的主动性，比如说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通过人头数换取封地，这是由臣子制定的，可能算不上非常绝对意义上的术，但是仍能体现从势到术这个转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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