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本书精选书摘：1、这个斩钉截铁的说法困扰着我，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对我来说，我很不愿意在这里使用二分法，果决地认定这就是以后悔作为手段来威胁那些不愿孕育后代的女性，并同时否定世界上可能存在那些生下孩子后才感到后悔，并希望回到没有子女的自由身的女性。
2008年，我开始进行研究。
我的研究以以色列开始——在以色列，平均来说每个女人会生下3个孩子，生育率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1.74个孩子；而后我的研究转向西方国家如美国（生育率为每位女性1.9个孩子），以及欧洲国家如奥地利、瑞典、爱沙尼亚或是特别低的德国（1.4个孩子）。这些低生育率国家的女性在成为母亲这档事上似乎更有思考空间，尽管如此，她们仍需要承受社会压力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并成为”母亲“。
不论在我探究的哪个国家，女性在养儿育女、面临为人母的各种艰苦时，内心的后悔都难以诉诸言语。
我假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社会领域的视野受到限制，使我们看不到或听不到那些确实存在但并未诉诸言语的食物。
2、然而，我们仍然渴望这些有血有肉的女性经验不要击碎母亲的神话形象，因此我们不承认母亲们也可能会后悔——也会像我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受苦时那样，希望回到过去并做出不一样的决定。
3、”这一个身份唤醒了另一个身份，但不会一同在生命中前行。当其中一个来到这个世界，另一个就隐而不现；当其中一个承载生命，另一个就消失无踪。而我希望，母亲啊，在赐予我生命的同时，你还活着。”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曾经写出这段文字，从女儿的角度精彩地描述了生产为何象征着死亡，一个新身份的诞生——某个人的母亲》。
许多女性都深深体会过这种因为诞生而带来死亡的历程，因为她们失去从前的热情、失去从前的恋爱关系或非恋爱关系、失去生产前的自我、失去创造力，甚至是失去发声的能力：“当我成为一个母亲，我第一次发现在我生命中是没法表达自我的，没有任何办法能把我的声音转化为其他人能够理解的形式。”
马娅是这么说的：
4、虽然未为人母的女性常被认为是不健全的，甚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这些”健全的“母亲却认为母亲身份使她们变得残缺，她们生育前的人生经历反而更丰润、更让人满足。换句话说，她们并不认为自己从”残缺“变得”圆满“，而是从”丰足“变得”空洞“。
在其他方面，这些女性也谈到这种与社会认知的改变背道而驰的情况。尽管社会将生儿育女的女性描述为一个标准”女人“
5、虽然事情并不总是如此，但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社会期待母亲以特定的方式爱孩子，如此才能算得上称职的养育者和有道德的人类。当然，社会也赞扬爱孩子的父亲，但社会对父亲的首要期待还是赚钱养家，对孩子的爱多半被当作次要的额外好处。
一般来说，这样的性别分工往往给母亲很大的压力，而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她们得确保自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孩子的爱。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我的研究中，接受访谈的母亲们将对孩子的爱和作为母亲的经历严格地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别显示了她们对孩子的爱和对母亲身份的憎恶是两回事。
6、尽管身为母亲对生活在贫困中的单亲妈妈来说可能是力量和安慰，但参与我研究的单亲妈妈却要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奋斗：对她们来说，母亲身份无法解决她们的贫穷和财务困境，反而是她们痛苦的源头，是使她们陷入恶性循环的根源。
因此，换句话说，虽然许多单亲妈妈自孩子身上获得力量，并借此活下去——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但是在我当前的研究中，母亲们描述了另一个不同的情感世界，对她们来说母亲身份并不是力量来源，反而是她们精疲力竭。
7、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母亲多么努力试着达成并延续所谓的理想条件，无论她们达成了多少——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生孩子就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豪赌一把：母亲创造出一个人类，而且一般而言，她们事先无从得知这个新生人类的本质，更不用说孩子可能会有额外的特殊需求。
8、父权制（将女性推向为人母之路）和资本主义（也就是“自由市场”的精神，要求不断进步）的交错，再次创造了一个二元选项的情况：既不给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去考虑自己的出路，也不让其他人有任何空间去考虑女性的处境。人们应该去发掘自己人生的意义，非关母亲身份或者职场生涯，也不用判断社会所说的意义是否存在。
关于母亲、非母亲与条件问题，人们常说这些条件压迫了女性，使得女性不想成为母亲，这些条件就是一种压迫下的结构。
以上内容是本书部分节选，不代表作者全部观点。从属个人读书勾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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