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66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在农村算是文化人，年轻时当过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改革开放后，投身商海，想成为农民企业家，但没成，还欠了一屁股债，后出去打工干建筑，辛苦养活一家人。九十年代，应乡里力邀，回到村里当了村官，一来可以帮助母亲承担繁重的农活，二来他心中还有当“官”的欲望。他先当村长，后当村支书，在中国最低层级政府干了10多年。印象中，父亲当村干部的年月，除了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家庭条件没有任何改善，依然捉襟见肘。
村干部，其实算不上干部，没有编制，没有财政经费，没有收入保证。我们村地处穷乡僻壤，没有村办企业，土地也不值钱，村财政没有收入来源。听母亲说，村里实在太穷，虽然规定了村干部工资标准，但根本兑现不了，父亲一年到头只挣了个数字，实际上拿不了几个钱回家，收入微薄。家里经济还是靠农作物和养几头猪维持。我对媒体上报道的富裕村华西村和南街村等，既羡慕也无法想象。如今城郊附近的村通常都很富裕，村干部富得流油，也暴露出很多腐败问题。但在我们村不会发生，根本没这个条件，父亲村官当得很清白。
有人说国家领导人难当，这不可否认。但村官也很不容易，面对的都是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民群体，没有智囊团、也没有服务人员，常常独自上阵，处理群众多如牛毛又繁杂的家务事和邻里纠纷等。父亲很敬业，记得常有群众到我家找父亲解决纠纷，那时我上中学，不管是吃饭或睡觉时间，想来就来，来了就用难听的语言咒骂、指责对方，以说明自己有理，争取父亲的支持。这种不管不顾给我们家带来不少烦恼，得忍受无休止的争吵，还占用了我们的休息时间。尽管父亲的脾气不好，但对农村工作还是有一定经验，遇到这种情况，经常是打太极，没弄清楚缘由之前，和稀泥，和事佬，不说谁对谁错，打发走后，弄清楚再说，这也是工作方法。父亲不仅要处理群众纠纷，还要完成上级政府单位派的任务，如计划生育、动员群众修路，挨家挨户收农业税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用来形容村官的工作再合适不过，作为最底层的政府机构，任何上级机构都能管到你，任何来自上级部门的安排你都得执行。而且挨批是常事，村长村支书的上级是乡长乡党委书记，乡干部通常素质也不高，为人粗俗、能力低下，靠走关系和攀附上位的大有人在。父亲也没少挨乡长的批，委屈不服也没办法，多次萌生去意。当然最终还是去职了，这是后话。
父亲关心政治，这是当村官留下的职业病。村官再小，毕竟是一级政府，也得关心政治，讲政治，学政策，才能向群众宣传政策，依据政策开展工作。如今，他不干村官，看电视依然爱看新闻联播、海峡两岸等政治类节目，对电视剧不感兴趣。我们常笑他“吃着老百姓的饭，操着中南海的心”。
父亲啥时离开村官岗位的，我不记得，因为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家的生活，只是他的人生有了微不足道的转折，成了更加纯粹的农民。但父亲经历更加丰富了，不仅当过农民，还做过商人、工人和“官员”。官员是加引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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