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之旅

        一月下旬的某天早晨，雅克·安德烈·伊斯特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幸福镇的家中醒来，做了100个俯卧撑和125个下蹲动作，接下来在优雅明亮的室内游泳池中畅游，然后回到楼上，在床上吃了些早点，这是他孩提年代住在巴黎时就有的习惯。吃完早餐，他穿上蓝衬衫，打着宽领带，向位于世界广场第一中心的办公室走去。今天是伊斯特尔的生日，他85岁了。

世界中心之旅

        伊斯特尔是幸福镇的创建者和资深镇长，约有三十年了，而且显然是终身制。选举时全票通过：伊斯特尔投票支持自己，镇上的另一位居民（即伊斯特尔的妻子费利西亚）也赞成丈夫当选。幸福镇始于1986年，涵盖伊斯特尔的住宅及其他六处建筑物，矗立在亚利桑那州尤马市附近沙漠中心地带2600英亩的土地上，就在8号州际公路旁边。镇北庄严的台阶之上坐落着幸福山教堂——2007年由伊斯特尔修建，灵感源自布列塔尼（译注：法国西北部一地区）一座白色的小礼拜堂。教堂华丽而宁静，看起来与周围不甚协调，但是比较而言，镇子另一端21英尺高、玻璃和石头结构的金字塔更加格格不入。金字塔标记着世界中心的精确位置。

        按理说我们可以将地球表面任何一点认定为世界中心，因为地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球体，伊斯特尔对此无意争辩。 “世界中心可能就在你的口袋里！”他对我说。然而，他一直设法使自己的世界中心获得官方承认：1985年5月，伊斯特尔曾劝说因皮里尔县监事会认可了这一荒诞笑话，指定幸福镇所在位置是世界万物的中心。现在有块牌匾标注着：游客只需支付三美元即可进入金字塔，并可站在那里。

        金字塔和小山之间（即幸福镇怪异的中心位置）有一排三角型纪念碑，大多100英尺长、一人高、由62块花岗石板组成，每块石板重达477磅。二十五年前，伊斯特尔萌生了简单的想法：如果人们将所爱之人的名字雕刻在“纪念墙”上（“如果你爱他们，”他说，“你就想记住他们”），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他聘请了一名雕刻师，这位技艺精湛的年轻艺术家将肖像和历史场景都刻进了花岗岩，然后该项目又衍生出其他项目，现在，这里犹如纪念碑构成的编年史，人们从中可以观赏法国航空、法国外籍军团、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美国的历史。博大和精致的岩画艺术再次得到集中展现。纪念碑三英尺的碑身被钢筋混凝土地面所覆盖。 伊斯特尔特别对工程师们强调，它们一定要四千年屹立不倒。

        伊斯特尔很快感觉到所谓花岗岩历史博物馆是在耗费他的生命（他研究和记录了所有文本，有时要为一块石板写五六十份草稿；费利西亚曾在《体育画报》担任研究员和记者，负责校对副本），但2004年，伊斯特尔认为他可以做得更多。他开始建设一组八座纪念碑—- 总共461块石板，排列成罗盘玫瑰图案，中间是一座刻有多语种铭文的罗塞塔石碑。他将那里记录“人类历史。”现在已完成约四分之一：用版画形式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展现，一直到北欧海盗死亡仪式就中断了。

        总之，人类的胜利、愚蠢、怪异和暴力以杂乱无章、令人瞠目的方式镶嵌在幸福镇中心。这里有梵高的《星夜》、桑德拉·戴·奥康纳（注：美国首位联邦最高法院女法官），有公元前600年第一次记录在案的马球比赛、伊斯兰教的扩张，有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注：英国著名小说家兼政治家）、老子、汉堡包，还有一幅19世纪的政治漫画，画的是以草原犬形象出现的托马斯·杰斐逊正在弯腰吐钞票，有钻石来自堕落星星碎片的古希腊传说，还有茱莉亚·查尔德（注：美国著名厨师兼作家）的忠告：“如果你害怕黄油，就用奶油。”因为伊斯特尔无法预测四千年后他的观众是谁或是什么样子，他准备了一件礼物，专为传达基本真理，好像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它们似的：“美丽而浪漫，我们的月亮深刻地影响着人类。”

        我在伊斯特尔生日那天抵达幸福镇，并应邀住进这对夫妇建立在博物馆东侧的12套汽车旅馆式公寓之中的一套，这些公寓最近没租出去。（一套租给了一名海洋喷雾公司的生产检查员，他目前在该地区参观蔬菜加工厂;另一套租给了一名加州公路巡警前雇员,他原先签的是月租合同,迄今已住了十一年。）我公寓的桌上有一封用市长专用信纸书写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尤马地区吉米·迪伊潜水酒吧举行的生日聚会，之后在印第安赌场吃晚餐。上面写着“我们在周二下午5:30离开幸福镇，2014年1月28日。”

        此外，镇上还有一位观念保守的私立学校退休校长多恩·伽贝林和他的妻子诺玛·伽贝林。多恩是伊斯特尔交往最久的朋友，他们从八年级起就认识，已经相识近75年。起初伽贝林说，幸福镇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建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狂热的法国人一直无法克制地越建越多呢？就拿教堂来说， 伽贝林说，不仅伊斯特尔不信教，他的母亲还是犹太人呢。然而，他克服了重大困难，在山上建起了这座宏伟的小教堂；事实上，这座山也是他建的，他雇来了重型机械，把土从平坦的沙漠上推出来，建成了一座35英尺高、严格符合抗震要求的梯形工程。伽贝林说，伊斯特尔言之凿凿地表述他为什么觉得建设山上教堂义不容辞——“我是一名传统主义者，信奉礼仪和礼节；如果你是为了更高级别的力量、为上帝建房子，它理应达到最高境界，”伊斯特尔会这样跟我说——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将建设教堂摆在首位。

      “雅克到死也搞不清他建教堂的原因，”伽贝林对我说，“只知道他必须这样做。”坦白说，他补充道，这一条适用于这里的一切。伽贝林说，这是他住在幸福镇的第15个年头，他和诺尔玛在纽约居住，冬天来这里避寒。从某种意义上，这有点儿像是从荒诞走向深奥。“你必得住在这儿、睡在这儿，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镇的力量所在，”他说。

        伊斯特尔英俊潇洒、身材健壮，方下巴，小麦色皮肤，中午时分，如果他不留心，微微花白的头发就会乱蓬蓬地遮住额头。他的办公室挨着幸福镇综合礼品店和邮局，在“小酒馆”楼上，酒馆里一名叫黛比的女士会做美味的三文治。第二天早晨我经过他办公室时，他正坐在电脑前，打着宽领带，黄毛衣整洁地系在肩上，披在身后。伊斯特尔开始撰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在沙漠中建立小镇之前就动笔了，时断时续，读上去很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他1929年在巴黎出生，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三。父亲安德烈·伊斯特尔是著名金融家，与人合伙开了几家经纪公司，曾给戴高乐担任顾问，还代表法国参加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本次会议中诞生。安德烈很严厉，雅克形容自己童年生活的刻板无聊大多因体罚而中断。

        他一不守规矩就会挨打——先是家庭教师，其次是母亲，再是父亲。“逐级往上，形成一套命令链，”他说。在所有兄弟姐妹里，他最桀骜不驯。（雅克·安德烈最小的弟弟伊夫·安德烈，没辜负父亲的希望，成为是雷曼兄弟公司的总经理，现在罗富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高级顾问）

        雅克11岁时纳粹占领了巴黎。“大难临头，”他对我说。父亲凭借外交护照带着家人逃离，途经西班牙和葡萄牙后，1940年8月抵达纽约。“我们感觉已经失去了一切，”他说。住在巴黎时，母亲在家里给雅克和邻家的几个孩子上课，后来他们返回时发现，战争期间，这些学生的父母偷偷将伊斯特尔家的所有家具抢救出来，物归原主，甚至连衣物也被洗净、叠好。

        在纽约，伊斯特尔感觉茫然无措、若有所失。他被送到长岛的一间基督教寄宿学校——斯托尼布鲁克中学，在那里，尽管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讲，还是被安排到八年级插班。老师没给他教科书，只给了他基本漫画书。每晚他躺在床上哭泣。

        1943年夏天，14岁的伊斯特尔骑着自行车前往200英里外的佛蒙特州，期间他睡过谷仓，干过搅拌混凝土的活。那次旅行很顺利，所以第二年夏天，存够七7美元后他决定搭便车周游美国。所到之处人们开放慷慨，令人为之动容，他渐渐爱上了美国。

        不久，伊斯特尔又迷上了跳伞，那是他人生的很多重要转折点之一，犹如一部电影的幕后故事。总之，在几乎没怎么学过飞行的情况下，20岁的伊斯特尔一时冲动，独自驾驶一架单引擎飞机，从温哥华飞往纽约，横穿北美。旅途中发生了些许意外，既危机丛生又笑料百出，沿途各地报纸竞相报道，他的父母难堪不已。最后，伊斯特尔空降拉瓜迪亚机场，无线电设备被撞得不成样子。（他首先降落在了别处，然后用公共电话呼叫了塔台，通知他们说飞机马上就到。）

        20世纪50年代，伊斯特尔在华尔街担任股票分析员，但干得并不顺心，反而越来越常去跳伞。自由下落的感觉棒极了，他喜欢一个人在空中飘来飘去。在此之前，降落伞几乎完全用于军事。初期设备开伞时剧烈摇晃，随风而行，落地沉重。但在1957，伊斯特尔年成立了一家降落伞公司，在一个员工的协助下，设计出了更加人性化的可操控降落伞。普通百姓参与这项运动的门槛降级了，只需训练几小时即可跳伞。伊斯特尔创办了三所收费制跳伞学校，成为这项新型运动的倡导者。其中，那家位于马萨诸塞州奥林奇县的学校被《体育画报》称作“美国跳伞运动的索邦大学（注：巴黎大学的前身）”。伊斯特尔在报纸上以整幅版面刊登了一条广告。照片上的他西装革履，旁边的说明文字为：“诚邀大家跳下飞机。”

        1956年，伊斯特尔率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支跳伞队赶赴莫斯科，参加世界跳伞锦标赛。他精心准备了几年，终于在1962年为美国争得了举办权。伊斯特尔为赛事筹款时遇到了麻烦，他游说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A·沃尔普，争取到在波士顿州议会上演讲的机会。伊斯特尔乘降落伞抵达波士顿广场，从两棵树冠之间的狭窄缝隙滑过，落在沃尔普身旁。（他说，其实下降时有点刮到了州长的胳膊。）伊斯特尔降落瞬间的照片现在挂在幸福镇的办公室里。

        伊斯特尔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买下土地，建设幸福镇。购买土地的嗜好伴随了他一生——在爱尔兰、比米尼群岛、新罕布什尔、汉普斯顿都有——尽管对别人来说毫无价值，但对他来说，这些土地要么是价值被低估了，要么是美不胜收。他自己说，通过买地已经赚了几百万。他还在跳伞学校周边买下农场，颇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减少噪音的措施，坐等它大幅升值。

        伊斯特尔意识到，幸福镇位于良好的蓄水层带，并且长期看来地脚都还不错——距离尤马市 8 英里，几乎正好处于新兴城市圣地亚哥和菲尼克斯的中间位置。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他几乎对这处资产未加考虑。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售跳伞公司时，他的想象力转移到了那片尘土飞扬的待开发地带。它似乎成了令人振奋的挑战。他说：“我跟费莉希亚说，‘我们要扎根荒漠。’”

      “我觉得建立一座小村庄会很有趣，”他告诉我。年轻时，伊斯特尔的父亲曾幻想与朋友在加拿大建设一座小镇，想象着给它取名为 “堡垒”。雅克认为，对一座新型小镇来说，这个名称似乎非常不友好。他要选一个更友好、更开心的名字，就随妻子的名字叫它幸福镇（注：费莉希城的中译名）吧。他还想，如果他的小村庄能被官方认可成为世界中心，那将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当我请他稍加解释时，他说：“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中心呢？”）第一步似乎很明显：需要写一本儿童读物。儿童读物往往具有神奇的权威性，伊斯特尔解释道：有人会争辩说小红帽的斗篷实际上是蓝色的。为幸福镇创作一本图画书的目的是当小镇成为现实时，使他为其描绘的愿景更易被人接受、更合乎情理。这本书由伊斯特尔在 1985 年自费出版，名为《好好龙科尔在世界中心》，描写了一只爱护小朋友的好好龙的故事。科尔在荒漠小镇发现了真正的世界中心，名为幸福镇。那里有一座金字塔高高耸立，龙族的友好使者愉快地迎接人类——一个名为雅爱（即雅克-安德烈·伊斯特尔名字的首写字母缩写）、身穿白色燕尾服、系着白色领带的人。

        那年五月，伊斯特尔出席了因皮里尔县监事会的一次会议。他系着白色领带，身穿白色燕尾服出场，三名高中吹鼓手热热闹闹地在前面开路。伊斯特尔介绍自己为“所有友好龙族的使者”，并请求监事会认定幸福镇为世界中心。“这个主意毫无逻辑！”伊斯特尔跟我说。很明显，这正是他觉得出彩的地方。

        第二年，幸福镇正式成立。伊斯特尔一度设想把它发展成为人口三至五万的社区，以及魅力十足、空气清新的天堂。但这个开发计划遭到附近奎查恩人群落的反对，伊斯特尔意识到，他告诉我说，“开发计划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欣赏幸福镇眼下的样子。他已经建成一座金字塔，还有一座可供自己和费利西蒂使用的小屋，为他的新邮局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开幕式。（作为运行邮局的酬劳，伊斯特尔每年可获得一美元；他们没有兑现支票，而是将其裱好，挂在办公室。）伊斯特尔说，数百人参加了，以收集开幕式邮戳注销邮票。第一天，邮局就处理了超过2300封邮件。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派一名外交官用普通话发表了讲话。（费利希亚是美籍华人。）伊斯特尔的穿戴像往常一样，与官方小镇功能相得益彰：一套黑色西装、丝绸市长饰带、挂着各种奖牌。

      “幸福镇刚开张的日子充满了乐趣，”伊斯特尔跟我说，“问题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奇思异想。当我们着手做正经事时，却没人把我们当一回事。”

        那个下午，我和伊斯特尔走过纪念碑时，六七个人也在周围漫步。这个季节是旅行的高峰期。伊斯特尔不打广告，也几乎不利用媒体。他的想法是：应该留给人类大量时间去欣赏你所建造的这座城市。但是每年冬季，来自埃德蒙顿和爱达荷州等寒冷地区的退休人员都会到附近居住，有时也在这儿散步。从高速路上往下看，你会看到白色的房车聚集在废墟中，宛如沙漠中盛开的花朵。

        有客人来，伊斯特尔很高兴。“欢迎来到幸福镇，”说着，他弯腰鞠躬，握着女士的手，献上一个吻。“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他不停地问。他们的回答似乎都不太满意——几乎每个人都说，“这座城市很有趣”——但是伊斯特尔似乎真地被感动了。他问一位穿着牛仔短裤、来自密苏里州的健壮男子说，“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男子喘了口气说，天气很热。一阵安静之后，他的妻子说，“很多雕刻！”

        作为所有人类体验的编撰者，伊斯特尔有着敏锐的审美观——一双可辨别细节、找出并列关系的慧眼。举例来说，在美国历史纪念碑中，一组描述国家“首创精神”的石板上，在飞机的图像旁边，还镌刻着安全别针、电脑及载人登月旅行。安全别针被放在第一位。在描述所有著名开国元勋的成就时，还提到乔治•华盛顿对啤酒颇有研究。简单而永恒的真理和不合时宜的老脑筋同时并存。博物馆让我觉得自己格外渺小。这似乎清楚地表明，人们之所以要对人性加以定义，原因在于我们总是自以为是、总是觉得时不我待，却无法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欣赏当时讽刺性的一幕。“例如你会看到，我们雕刻的一块标志上写着‘爱尔兰人不必申请，’”伊斯特尔说，“几年之后，我们会选出一名爱尔兰总统。你会看到我们是如何解放奴隶的，并且几十年后我们会选出一名黑人总统。”

        但是，伊斯特尔竟然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对他的工作作出解释。“我认为，保持各种事物的延续性是一件非常人性化的事情，”他说。通常他只是在不停地说：“快看那块石板！”然后就在一旁耐心地等待我研究那些他认为很吸引眼球的东西。比如阿维森纳（注：中世纪波斯的著名医生）的“精神疾病”、埃拉托色尼如何（注：希腊天文学家）测量地球周长，并不时伴随着提示语：“我觉得那个板块特别有意思，你呢？”、“看那个家伙！”

        对于一位业余历史学家而言，要完成这项壮举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他经常向哈佛或其他大学的教授寻求帮助，但是这些教授总是将他拒之门外。他提到，有一次他请求西姆拉的印度高等研究所为印地语翻译提供帮助，遭到拒绝，于是他和费利希亚专程去印度登门拜访。“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说，“几个世纪后，人们很可能将正在与你交谈的这个家伙视为白痴。但是我们仍然尽力而为。”他已经使自己归于平静，换言之，更愿意对这些风险不假思索。

        事实上，他选择完全无视这一切。整个小镇仿佛早已植根于他的想象，他要以此来寻求美和生命意义。（甚至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再跳伞时，他猛然一愣，继而被惹恼了。他最后坚持说自己没有停止跳伞，只不过是从1973年以后再没跳过。）尽管这样，我仍然坚持探访他的想法。最终，在伊斯特尔阳台酒会的一个晚上，他看似失去了耐心，告诉我说：“其实费利希亚和我都是非常简单的人，不要把我们想得太复杂，如果我当时再多为自己考虑一些，就不会做这件事。”

        游走于他人的梦想之中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简直像在做梦。只有想想这些被花岗岩外壳包裹的核心物品将承受四千年的风吹雨打，就会令人陷入沉思，并为幸福镇中的世俗言论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一天深夜，我看见博物馆中心附近的空地上点燃了一盏灯，那是伊斯特尔的首席设计师基因·布里顿，他正在努力赶工。三周后的2月22日是华盛顿的生日，伊斯特尔准备在那天为美国历史纪念碑举办一场盛大的揭幕仪式。他特地邀请了海军仪仗队参加活动（朝鲜战争期间他曾在海军服役）；一名跳伞运动员将携带美国国旗从高空跃下；还有几个孩子和13位成年人分别代表着最初的殖民地，敲响那只250磅重、规格相当于真品一半大小的自由钟复制品，它们目前就摆在我们旁边的空地上，等待组装。

        布里顿还需要做七幅插图才能完成工作。他打开了工作灯和空气压缩机，模具磨床的电源线重重地挂在他的肩膀上。飞蛾围绕着他迷彩裤的脚踝闪烁着、飞舞着，不时撞向发光的花岗岩。

        迄今为止，布里顿几乎和伊斯特尔一样，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博物馆。十三年前他第一次来到幸福镇时才21岁，当时是为了协助另一位艺术家完成法国航海史的蚀刻画。如今布里顿已年满35，做了三个孩子的爸爸。这位再次单身的父亲被迫离开远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将儿子们托付给父母照顾，每五个月才回去一次。也惟有如此，他才可能在幸福镇投入美国第23届总统托马斯·威尔逊的蚀刻肖像画的创作，以及拉斐尔的名作《利奥一世会面阿提拉》的复制工作。布里顿选择夜晚开工，因为他担心手持工具在阳光下工作对作品效果不利。对一些蚀刻很薄的部位，他要花费上百个小时。在博物馆的任何角落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布里顿与伊斯特尔看来像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家人：虽然关系紧张却彼此关爱，无可救药地相互依赖。伊斯特尔承认自己需要布里顿，布里顿可能在自己的画作中体现一些虚构的细节，有时这种细节令人难忘。但伊斯特尔又喜欢抱怨布里顿不大守规矩，会敦促他加快速度。两人经常争论。（伊斯特尔告诉我：“我不愿对他示好。”）我本以为布里顿不断接受这种工作只是因为必须挣钱谋生，要供养和自己分居两地的几个孩子。可他说，即使回到家里，就靠给那些墓碑雕刻天使也能过得轻松自在。事实是，布里顿在幸福镇的原因和伊斯特尔相似，他不能离开是因为他在乎这里。

        布里顿告诉我：“老实说，第一次碰到伊斯特尔的时候，我还很年轻，还不懂这点。”但伊斯特尔给他展示了幸福镇的蓝图。他想象最后会建数百座博物馆，甚至会更多。总之值得纪念的事物是无止尽的，所以这个工程永无休止，毕竟布里顿有2600英亩面积可以自由发挥。他说：“实际上，他已经在我脑海中植入了那种远景，那是我从未想象过的。他向我推销这个点子。我能怎么说？”布里顿评价，伊斯特尔一生都在经商，可布里顿是艺术家，他们当然会有冲突。“不过，他总能用那些美好的想法打动我，”布里顿说。

        我们聊天时，沙漠里突然闪动起红色与蓝色的灯光，那是边境巡逻的SUV车在执行追捕任务。（墨西哥与美国的国境线距离这里几英里，要是站在伊斯特尔盖在山顶的教堂门口，就可以看到耗资4000万美元修建的围墙。）我问布里顿在这种地方独自待一晚想做什么。他说自己喜欢仰望夜空，置身于星星的怀抱中，想到自己是多么渺小，但他雕刻的作品却能流芳百世。他正在一块名为“美国艺术面面观”的石板上进行蚀刻，还原19世纪末美国雕刻家丹尼尔·切斯特·法兰奇的浮雕作品《死亡天使与雕刻家》，描绘的是一位长着翅膀的天使抬起左手挡住年轻雕刻家的凿子，结束了那位雕刻家的工作，取了他的性命。布里顿的雕刻工具就像牙医用的电钻，他用那种钻子刻画天使衣袂翩翩的样子。

        布里顿认为，伊斯特尔更清楚这一切作品背后的动机，并不像别人所认为的那么冲动， “他太聪明了，不会想不到这些。”尽管伊斯特尔看起来有点孩子气，但事实上他为人异常精明。很多时候，他的理想都成为了现实。布里顿认为伊斯特尔的生活是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产物，他希望能给人类留下一份遗产，同时也是一份个人遗产。没有人猜得到他在这个项目上的投资究竟有多少。（伊斯特尔只是说，“能买下不止一个热狗，但买不起一座太空站。”）但他竭尽所能，让每一个议员或政府官员来参加幸福镇项目的众多庆典。

          同时布里顿说，伊斯特尔作品的主要观众是零星几个乘坐房车而来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尚未得到太多明智目光的青睐，”布里顿说，而且，虽然伊斯特尔坚持认为他的博物馆位于世界中心，却似乎不愿意寻求更多的政治关注。“这绝对是出于恐惧，他害怕它无法被自己所尊重的人接受，” 布里顿告诉我，“他不想被人耻笑。”

          几十年来，伊斯特尔致力于从知名人士获得书面认可支持，尽管这些人从未到访这里，例如埃德·科赫、保罗·伏克尔，以及先锋集团前总裁约翰·伯格。相对于他正在书写的花岗岩巨书，他们就像几篇言过其实的小广告，在我阅读时，他用食指在电脑上指出那些打过电话的人名。那晚，他给了我一份影印件，以及一份他希望我能阅读的回忆录草稿。

        离开布里顿后，我瞥了一眼回忆录。上面描述了1950年伊斯特尔的第一次跳伞体验。他雇了一位名叫杰克•霍顿的房地产商，带他坐进了自己的小型飞机。霍顿在飞机爬升中大声说，“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跳。” 霍顿没有任何类似经验，伊斯特尔写道，但是他的身上流露着自信心，伊斯特尔能感觉到他是一名优秀推销员。

          在1500英尺高的时候，霍顿终于喊道：“跳！”突然，伊斯特尔意识到自己真的要被弹射到飞机外面，这是从他从未经历过的。他假装没有听到霍顿的话，让后者重复一遍。“跳！”霍顿又说了一遍。伊斯特尔一时间思虑万千，“但为了自尊和荣誉，我跳了，”他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