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的一个金秋,我该上小学了,因为还差一个月满七岁,学校以年龄不够拒绝收我。
妈妈把我带到同一个生产队的校长龚老师家里。龚老师给了我一支笔、一张纸,我从1写到了100,算是破格录取了我。
我们的小学校就座落在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大院子里的一个大坡地上,四周都是乡亲们的院落,掩映在一片幽深的翠竹林中。我们的大队叫红旗大队,所以我们的小学就叫红旗小学。
学校的两侧是两排泥砖墙面盖着青瓦的高大房子,左右各三间大教室。五个年级五间教室,还有一间作老师的办公室。两排房子之间有矮墙相连,中间盖上瓦,算作大门。大门的对面是更矮的一排空房子,中间自然形成一个大天井,也是我们下课后撒野的地方。大门外面有一棵大黄桷树,一年四季都绿茵如盖,似在见证着这如水流逝的光阴。
记得那时的课桌除了木桌外,还有几张石头桌子,夏天还好,冬天摸上去冰冰凉凉的。凳子都是一根长木凳子,可以坐两个人。地面虽说是水泥地面,可打扫起来还是灰头土脸的,因为同学都是走泥巴路来上学,自然携带了满脚的泥巴和灰尘,遇上下雨天更就更糟心了。
下课了,我们不是在外面大天井里跳房、跳绳、做游戏,就是在教室里抓子。抓子就是把干玉米粒用线穿成串,用一个猪骨头做子。把一个玉米串抛起来,用一只手去抓其它的串,再去抓那个骨头。可以一次抓好几个玉米串,再去抓那个子,抓得越多不掉落就赢了。这种游戏可能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有了。
记得教室后面有个大操场,下课了我们还爱去玩一种奔跑的游戏,就是不顾有人拦截,疯狂地奔跑到对面的安全地带。每次疯跑之后人必定神清气爽,真是无处安放的精力呀。
一二年级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李老师,是一个还没结婚的小伙子。三年级时,语文老师换成了一个新来的女老师。她爱穿一件当时时髦的灰白色西服,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一头微曲的黑色卷发,衬着高挑微胖的身材,显得丰腴又气质,我们叫她江老师。
据说江老师曾经是一个知青,之前在中心小学教书。她住在我们学校下面的一间空瓦房里,还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儿。小女孩长得聪明可爱,总是穿着好看的衣服和裙子,很像我家里妈妈买的画报里的洋娃娃。
江老师的爱人在周末会从成都骑摩托车来学校探亲,那个时候能骑摩托车的简直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我们只要远远听见“轰隆隆…”的声音,就知道江老师的爱人来了。
摩托车要进到他们住的小屋时,会在那个高高的木门槛上搭一个长板子,江老师的爱人发动摩托车,伴随一阵“呜呜呜…”的声音,就从木板上轻易地骑进屋里去了。
每当看见江老师的女儿站在摩托车的前面两手抓住车头,江老师坐在摩托车后面扶着爱人的腰,一家人呼啦啦出行时,人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记得江老师家里摆放着一个她女儿的塑料玩具,是一只黄色底褐色点状花纹的高大长颈鹿,总是伸着细长的脖子似在往外探寻着什么,可爱极了。我们都对那只长颈鹿充满了喜爱,真想上去摸摸它。
江老师的到来满足了那个年代我对美好最初的认知,它带给我们的都是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和见地。
记得当时江老师给我们订阅了《儿童时代》杂志。也是从那时起,我的眼光开始探寻外面的世界。从《儿童时代》杂志里,我认识了中国女排和郎平、张荣芳等,知道了宋庆龄奶奶慈祥和蔼的样子,还学到了很多科学小知识,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江老师曾给我们讲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可以到处去旅游。说乐山大佛很大,它的指甲盖上都可以放一张桌子,这带给了我极大的想象力,向往着自己快快长大,有一天也可以到乐山大佛去看一看它的指甲盖。
记得那年春天,江老师很早就说要带我们去春游。我们早早地期盼着,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天上却下起了绵绵小雨。不得已,江老师带领指挥着我们在学校的那个空房子里,用我们自己携带的锅具煮了自己带的面条,那也是我此生觉得最好吃的一顿面。
有一次江老师还组织我们去了成都旅游。那是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车,第一次出门到那么远的地方,依稀记得当时见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人和物,对我们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也才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有我们红旗小学那么大,对外面的世界更是充满了向往。模糊地记得还从一个名人的雕像前经过,其实就是现在成都春熙路的孙中山雕像。
有一天早上上学时,我看见江老师的眼睛红肿着,表情忧伤地跟同院的邻居在讲述着什么。那一天江老师都没有给我们上课,下午我才知道,原来是江老师回成都休假时,小偷光顾了她的宿舍。我不由得对可恶的小偷恨之入骨。
没过多久,江老师就调走了,这也成为了我小学时光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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