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我上小学了。
就在我家新盖的房子后面，有一间教室，里边的桌凳分成了两个部分。
分别坐了十来个一年级和二年级小孩子，也就是曾经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过的复式教学。
记得一年级上完，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从教室的左边挪到了教室右边的座位上，也就算是升到二年级了。
在那个老师在两边轮流讲课的教室里，我被同学欺负了一次，那绝对算得上是校园霸凌，因为是其他所有同学合起伙儿来骂我一个。
就是因为我学习好，威胁到了我们班的“大姐大”的位置，她便造谣说我的语文和数学作业都有错题，老师竟然分别给我得了“100分”和“甲”，她们把我一个人孤立起来，集体冲我喊话，我哭着跑回了家。
我爸跑到学校去找老师理论，听说老师把他们都骂了一顿，但他们并没有给我道歉什么的，现在想来他们是欠我一个道歉的。
因为他们完全是出于忌妒，而且是群起而攻之，他们当时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了我的心灵。
好在我爸出面了，无论怎样，爸爸出面去找老师，本身就已经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因为爸爸脾气暴躁，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耐心，而且总是不开心。他却能在我受欺负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爱和温暖。
爸爸只有在期末考试的时候，看到我的奖状才会喜笑颜开，见人就说“我家这个娃光会念书！”语气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除此而外，爸爸很少高兴。
记得有一次开学报名，学费涨价了，应该是超出了爸爸的预期，因为下大雨，爸爸背着我回家，拿着给我领来的新书，一进门“啪”地一声把书摔倒桌子上。
那一刻，我知道我上学让爸爸有压力，心里便有了深深的愧疚感。
上完二年级，我终于来到了村子中央的“完全小学”，那里老师和同学都很多，地方也很大。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成绩很好，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我也有了自己的好朋友。
九十年代初的农村小学，学校管理很松散，老师们都是我们村子或隔壁村子的，离得最远的老师，也就是五六里外的邻村的老师。
记得我小学毕业那年，来了一个师范毕业生，哇！好新鲜好洋气的女老师，可惜只在我们那里教了一学期就调走了。
在此之前，我遇到一位当地最有影响力、教的最好的老师，她对我很好，经常让我帮她改作业抄题。
那时候的黑板是水泥做的，常年不更换，只是用黑墨汁刷一刷，上面布满了坑坑洼洼，写字很费劲儿。
我总感觉自己在黑板上写的字不好看，但是老师却经常让我出黑板报。
还要让我把自己的作文抄到黑板上，甚至后来已经不教我们了，还让我把自己的作文抄到他们班的后黑板上面。
老师对我的特别关照让我感觉自己挺优秀，同时也有一点不舒服，我希望自己被老师公平对待，不要让其他同学说我“假如去给老师拜年，我们拿两样，你就得拿六样或者八样！”
当时听着有一丝的骄傲，同时更多的是压力。
从那时起，我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做老师的对学生一定要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因为偏心偏爱对那个你喜欢的孩子，不见得是好事儿。
四年级暑假时，去外地上学的哥哥给我买了几本《少年月刊》和一本《智力》，从此我疯狂地喜欢上了看书。
印象最深的就是借同学的《皮皮鲁和鲁西西》，实在太好看了！
经常是借过来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因为实在太稀缺了。
借给我书的同学，她们不爱看书，书是她亲戚家孩子看过不要的，而在我这里，就成了饕餮盛宴。
这些书最初的主人，后来和我在同一所初中读书，那是我羡慕的公主范儿。
就这样，我能懵懵懂懂地过完了自己的童年期，这个阶段能记得的故事就这么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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