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意义深奥一方面，因为它离我们年代久远，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叙述非常含糊，由于诗句的翻译本来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阅读不同译本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品都受到《荷马史诗》的影响。在19世纪文艺界还有一场关于荷马的争论。我们熟悉的龚古尔文学奖的创立者，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儒勒·德·龚古尔曾经记述过一次在马格尼的聚餐，这里每隔一周的星期一会举行自由思想辩论的聚会，每个人只要缴费10法郎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份普通的食物，然后吞云吐雾，开始大吵大嚷，让思想的火花激情碰撞。
龚古尔在他的日记中写了大家关于荷马的各种论点。坚持传统价值观的唯心主义者圣维克托伯爵盛赞这部作品，而龚古尔的哥哥埃德蒙却认为当时的任何一本小说都比《荷马史诗》好看。小说家戈蒂耶认为荷马是一个怪物，而他笔下的人物也是怪物，整部史诗就像一场野蛮人的宴会……无论对这部作品褒贬如何，每一个人显然都被其影响过。事实上一部作品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本身也是一种成功。
不过在这场对话中有一点却值得注意。事实上大部分人读到的《荷马史诗》都是译本，就意味着读者跟作者之间不仅隔着遥远的时代，还有语言上的差距。即便在同一种文化中，现代人对古代人的理解都是有限的，何况文人们争论和交流的还是青铜器时代的诗歌。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下，很难理解那些英雄的行为和选择，如同和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那些好斗的勇士。
英国著名诗人济慈第一次阅读的是亚历山大·蒲柏所译的《荷马史诗》，虽然当时这个译本非常有名，但在浪漫诗人的眼中，他与遥远的远古文明差之千里。这个译本将简单的事实翻译得糊里花哨，而且完全忽略了战场和海上的风暴。“用18世纪80年代的眼光来看，蒲柏笔下的荷马就像个膝上抱着羊羔的德国牧羊女。”不过在此之前，还没有用英文书写的版本，在欧洲北部的文明长久，被一部写于公元前20年的拉丁文巨著所统治，那就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荷马与维吉尔不同的地方是，它不属于古典时代的一份子，与审慎的层级与管理有序的人生和社会没有瓜葛。事实上他出现在有序的世界之前，是“前古典时代”。所以他的放纵强硬绝不会为了优雅而牺牲叙述的真实性。蒲柏曾经说过“任何具有诗之精神的人，在读荷马的时候，都会变得身不由己；他的诗充满激情和狂热，所向披靡。”。
翻译并不仅仅是用英语表达希腊文的意义，事实上这还是一种思想的转化和传递。在译者与被译者的情感之间建立了一种融合创新的关系，译本一定会带有主观色彩，不过在蒲柏看来荷马与其笔下的世界不可分割。虽说如此，但是读到后人的评论，还是可以看到人在时代里的局限性，也许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所谓真实不过是在认同的价值体系里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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