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如果你突然被提拔到比较高的管理岗位：
A选项：新官上任三把火，出台一系列你认为创新的政策，换掉一批你认为功能能力不足的员工，每天上班，早来晚走，周末也不休息，每晚加班到很晚……
B选项：你也许会：在新的管理岗位上，我就伺候好我自己的领导，我看看我的权限里能套现多少钱，能给与上级或周边资源多少好处，看看哪些下属能依附于我，我得把不听话的弄走……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
早年的曾国藩选择了A。
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有了实权，心怀报国理想的曾国藩很是兴奋，每天坐班，下属一共一百多人。每八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连每天的读书任务都很难完成了。但是，当官几个月后，他就郁闷了。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一个雄心壮志的雄鹰，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笼子里，那种难受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开始愣头青的生活。他陆陆续续地上书，批评朝中的官员，不是遇事退缩，就是务小不务大。地方官办事也是，不是敷衍、拖拉，要么就是做表面文章。他陆续上书《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但是，除了惹怒了和他同朝做官的同僚之外，一切如故，什么都没有改变。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缺点。咸丰差点弄死他，结果在大臣的劝阻之下免于一死。但此后，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以至于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
把同事和领导都惹恼了，曾国藩的处境之艰难可见一斑。
看到他的经历，结合自己的经历，会不会觉得义愤填膺？还讲不讲理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对，这就是现实！就你是圣人，别人都是垃圾，好吧，那你自己圣人做事吧，圣人不需要帮助，我们这些垃圾不给你背后捅刀子就算是好人了。当然，选择当好人的很少。结果，你举步维艰！
这让我想起我们伟大的教员。他总计说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你看，统战放在第一个。这在方面，教员绝对是更高一筹。教员先将人群分类。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清楚的分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中间可以拉拢的中间者。你看，一上来就知道通过谁的支持帮助来消灭谁，绝大部分看热闹的人，他一定放在统战的角度，而非打击的角度。不要稍微和你有点不同意见就打击，要存同存异。在此战略的基础上，我们党的政策看似永远是大事坚持原则，小事灵活处置。通过大事的原则，来表明立场，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为人民服务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小事灵活处理，就是让那些中间派和曾经的一些敌人，都看到希望，慢慢能够支持我们。很多事情上，我们都看似吃亏，其实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也是解放战争3年，我们军队越打越多的原因。
反思我们的职场生活和人生，我们可以内心追求做优秀的人、甚至圣人，来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修身、齐家，但是要知道，经过我40年的人生经历，我知道，只有一小撮人是真的能力上和道德标准上很高的，也只有一小撮人是罪大恶极的，绝大多数人，就是普通人，都会贪嗔痴慢疑，都会六根不净，都想偷懒，都想轻松发财。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为了做大事，必须做到和光同尘，以俗人的方式和世俗打交道，要修身，修那种“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
团结，统战，这是我们做事的人力基础。把自己做成灰色，一旦非黑即白，你就会发现，你的白很快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你一点贡献也做不出来。那个时候，谁知道你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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