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的一份文件流出：
有点意思，看起来让我想到邓公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
和中行广东分行的朋友沟通了解了下情况，在广东地区的银行里，中行是出了名的工资低，所以中行广东分行能率先出这种政策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然后再次详细了解情况，这是中行广东分行的一个叫做“1045计划”的政策：
这个全辖员工最低收入保障“1045计划”听起来好像是“先富带动后富”，不过细细读下来很像是一对一结对子扶贫工程计划。
你看着遣词造句，真的很讲究：
省行设置了党员领导干部自愿出薪的指导比例供参考。
直接就说扣工资不就得了，还整出个自愿出薪，中行广东分行搞的这个政策真的非常有创意。
为什么搞这个政策？
因为现在银行基层员工真的收入不高，别看文件中是保障年应发工资不低于10万，这对于广东这种一线城市白领阶层生活水平来说，真的是刚够生活。
那为什么不给基层员工涨薪呢？
因为银行现在也活的不好。
银行是依靠着低息吸储民间资本，然后加息放贷给企业获得利息差收益等方式盈利，但是现在实体产业不景气，银行自然过得不好，而且还有很多银行今年陷入P2P爆雷的泥淖中。
8月份爆出工商银行襄阳分行132亿违规理财的事件还历历在目。
工商银行湖北省襄阳分行在2014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与浙商银行西安分行、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平安银行佛山分行违规签订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通过发行虚假理财产品和冒用其他理财产品代码的方式，向上述三家银行募集资金132亿元，其中浙商银行西安分行48.5亿元、中信银行深圳分行24.5亿元、平安银行佛山分行59亿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工行襄阳分行原行长张辉私用行政公章、发行虚假理财，并将此132亿元资金产生的部分收入用于掩盖其任期内的不良贷款问题，以提升经营业绩，涉嫌账外经营。
张辉任职工行襄阳分行行长期间，他们行当时绩效发得很高，曾一度在湖北省内仅次于武汉营业部。但是自从被行内查出来，再加上部分资金收不回来，绩效都没了，大部分员工只拿基本工资，目前襄阳分行全行收入直线下降。
据悉，工商银行湖北省襄阳分行现在只发每月500元的工资了，给员工的说法是，省级银行有钱也不给你们拨工资，因为你们市贷出去的款都收不回来，这是对你们的惩罚。
可是贷款又不是普通员工批准的，批准贷款的市行长换到了其他市还继续当行长。
话再说回到中行广东分行，真的佩服60后一代的想象力，这种政策都能想出来，真的不知道是要表扬他们萧规曹随，还是要表扬他们有创新精神。
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告诉我说，她们单位从去年就开始这么搞了，只不过没发文倡议，看来，经济下行、公家粮库空虚的情况下，9000万的党员已经成为被盯上的最后一波韭菜了！
“先富带动后富”说起来简单，真正实施起来还是有困难的。
先说中行广东分行的政策，我们首先假设这个政策能够落实，那么基层员工拿了领导的钱，敢拿回家吗？敢花了？
我不和大家讲原则，我和大家讲事实，马上到中秋，逢年过节基层员工往领导家里送钱还来不及呢，还敢拿领导的钱？就算是拿了，还不是得私下给人还回去？做做样子而已，不然基层员工就等着领导给你穿小鞋收拾你吧。
然后我们再说说为什么这里的先富如何带动后富行不通。
先富真的能真的会带动后富吗？
首先扪心自问一下吧，当你在喜茶店里排队点了一杯35元的奶盖乌龙蜜茶的时候，你会联想到这也许是某个遥远省份某小镇某边远山村一家五口的一天收入吗？
应该不会吧。
那请问先富如何带动后富？
财富分配同样遵循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
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0锭。”于是国王奖励了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
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这就是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真的有企业家在践行先富带动后富，但是同样艰难。
先富人群行善目前大多采用临时动议、被动出资、简单给钱等传统慈善模式。
前不久，一则“广东富豪捐赠2亿元建258套别墅赠乡亲却反遭村民刁难”的新闻，在网上引起热议。之后，当地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收集村民意见，同时与实施捐赠的企业家沟通，完善分配方案，争取在一个月内确定方案，把现有的别墅分下去，让公益行动圆满落地。
此次善举遇到的困扰，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先富人群想带动后富人群，在方式方法上如何更合理、更有效？
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先富起来的人群如何安排巨额财富、怎样安顿庞大家产，特别是如何引导财富惠及后富人群，已经成为现实问题。历史经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公益慈善是超高净值家族的必选项，先富人群在规划家族财富传承时，公益慈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先富人群行善，要建立对家族财富的正确认知。企业家财富越多，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就越大。从主流价值和社会发展看，先富人群做出“利他”的贡献，有助于促进整体的和谐繁荣，也有利于保障其长久的“自利”。在现代社会，公益慈善本质上是市场分配、税收调节之后的又一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近年来，无论是制定出台中国首部慈善法，还是修订相关税收制度，我国正在逐步形成鼓励和规范先富人群行善的公共政策体系。因此，先富人群应当建立家族财富与家族慈善同步传承的框架，把行善列为家族财富分配的重要实现方式。
先富人群行善，要突破对传统慈善的路径依赖。富人行善的动机，大致可归纳为改善政商关系、提升品牌形象、感恩家乡母校、遵循宗教信仰、支持个人志趣等。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动机，先富人群行善应尽量避免采用临时动议、被动出资、简单给钱等传统慈善模式。可以依据自己的事业禀赋及家族特点，聚焦特定领域，从战略性、引领性、长期性、多赢性等方面逐步建立值得家族成员持续投入的战略慈善模型。同时，要考虑建立公益慈善执行团队或者委托专业慈善机构承接执行，确保所资助的公益项目规划科学、执行有力、可以持续，并要求项目具备可测量、可评估的社会影响力。
先富人群行善，要借助新工具新方法。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深度应用，人类正在步入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智慧社会时代。地址定位、移动支付、虚拟现实等技术使得公益慈善行为植入各种生活场景成为可能；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耐心资本等新兴金融工具为现代慈善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近年来席卷全球的兼顾解决社会问题目标和盈利目标的运动，为同步实现行善和增收提供了参考。从某种程度上说，今日中国的先富人群行善可以充分运用智慧社会时代的这些新工具新方法，实现对发达国家财富家族行善规模和效率的超越。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充满乐观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哪有这回事！”毋庸讳言，南方谈话后20年，中国社会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是像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多了起来呢？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科学，但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前提，就是先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反对夸夸其谈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心中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不愿意炫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他一直在践行着自己认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甚至包括相当多的共产党成员，是否如邓小平那样清醒，能否有邓小平那样坚定？尚需审慎观察。
这里举一个例子。在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地位越来越变异，劳动参与分配的比重越来越低，资本获取利润的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并不是僵化到对资本全盘否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资本一定的空间、发挥资本的积极功能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就美化资本，否定劳动。
但有人说，凭什么劳动者就不能获得资本的收益，这样的说法很有迷惑性。当然，让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是社会的进步，也让很多的普通民众很兴奋。但事实是怎样的呢？目前中国有资格有财产性收入的人不到20%。如果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测算则更为保守，就全国范围内看目前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不到5%。
数字可能是抽象的，我们讲点具体的、活生生的现象。中国股民能算是希望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了，十年下来有多少股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的增值，谁炒股谁知道。
不是本人对资本有成见，而是资本的本性就是向少数人集中。如果人人都有了资本，资本还会存在吗？3亿美国国民有财产性收入是由于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全世界70亿的人在养活他们；由于初级阶段的改革红利，中国10亿人也可能暂时养活得了3亿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但问题是当我们普通老百姓想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能属于哪一类人。
这样的说法不仅迷惑了普通民众，也蛊惑了中国的企业家。在资产运作、资本经营的幌子下炒股炒房炒资源，大家再不愿意做实业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萎缩的可怕征兆。一个有着巨大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国度，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是不用我们去渲染的。
理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理论导致的现实是冷冰冰的。邓小平当年讲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看，这一工作并没有完结，恐怕要贯穿中国改革全过程。
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这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改革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改革的实践者却包括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把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那么，改革的实践必定凝聚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共识必定形成改革的动力，必定会推进中国社会大步向前。
所以现在中行广东分行的政策可以理解为“共克时艰”，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多力量大，命贱声音小。天大的窟窿，只要韭菜够多，就全能堵上。
反观美帝，就没有这种可以化危机于无形的实力。
所以我们看到美帝每隔八年左右就会出现全社会动荡的经济危机，但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发展至今从来没有什么经济危机，但是老百姓每隔几年日子就会很不好过，这事是都深有体会的。
万恶的资本主义有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他们的福利系统可以缩小富与穷的距离，让穷人们不至于这么无助，也能让他们体面地社会中生存。
但是中行这种行为更像是施舍，而且还是不情不愿的被动自愿施舍。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共克时艰，能不能长久先放在一边，但看着政策的可延续性，这些领导的经济学可能真的是白学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学过。
当然，如果是能一直贯彻下来也行，那是否能够从查抄罚没的贪官财产开始？
财产先不说，那么多套罚没房产，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无房的无产阶级分几套，而不是作为不良资产一折内部处理掉。
不是说好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
现在来看，好像只是在不断接盘。
共克时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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