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我在中国湖南练过两年体操，当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政府想让我转学去体校，一切免费。我那位虎妈说“不行”。我父母希望我长大像他们一样当工程师。作为文革的幸存者，他们坚定认为获得幸福的唯一可靠途经，是一个安定高薪的工作，至于我喜不喜欢那个工作并不重要。但我的梦想是成为黄梅戏演员。西区演员必须从小开始学身段功夫，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想去黄梅戏学校，甚至写信给戏校校长和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但没有一个大人喜欢那个主意，没有一个大人相信我是认真的。只有我的小伙伴支持我，但他们也是小孩，和我一样无能为力。
十五岁时，我知道自己要学戏已经年纪太大，我的梦想已不再可能实现。我担心在余下的一生里，自己的命就是得到一些二流幸福而已。太不公平了！我暗下决心要为自己寻找另一个使命。周围无人赐教？没什么大不了，我从书中学习。《傅雷家书》满足了我对长辈教诲的期盼，写书的傅雷是一个作家，音乐家荟萃的家庭。我从《简爱》这本书中找到了独立女性的榜样，尽管儒家传统教人听话顺从。我从《效率专家爸爸》这本书中学会高效率，《亲爱的三毛》、南怀瑾的《历史的经验》这几本书燃起了我对出国深造的渴望。
我1995年来美国，在美国我首先读什么书呢？当然是中国的禁书。《大地》讲的是中国农民的故事，真实得不方便宣传，懂了《圣经》很有趣但也很奇怪，那个话题他日再聊。但十诫中的第五诫给了我灵感：“你应该荣耀你的父母”。我心里一动，“荣耀”不等于而且远胜于“服从”！它成为我爬出儒家负罪感的工具，让我重建我与父母的关系。来到一个新文化环境也促成我比较阅读的习惯，它让人读得更深刻。
举个例子，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时我觉得它有些怪——
因为这才是中国大陆学生从小到大使用的世界地图——
我之前从未意识到原来中国不一定非要位于世界地图中央，原来地图带着某种视角。比较阅读并不新鲜，它是学术界里的标准做法，比较文学、比较宗教甚至成为专门研究领域。对比对照让学者们对一个课题有更全面的了解。我琢磨着，既然比较阅读对研究有用，为什么不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呢？因此我开始把书成对来读。它们可以是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当事人（《本杰明 富兰克林》、《约翰 亚当斯》），或者两个有共同经历的朋友（凯瑟琳 格雷厄姆的《个人历史》、巴菲特传记《雪球》），我还把故事相同但文体不同的书作对比（《圣经》、小说《羔羊》），或者对比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的相似故事，像约瑟夫 坎贝尔在其杰作《神话力量》中所做的那样。举个例子，耶稣和佛主都经历了三大诱惑，耶稣经历的是经济、政治和精神诱惑，佛祖经历的则都是心理诱惑：欲望、恐惧和社会责任——有意思。如果你懂外语，把你喜欢的两个语言版本对比读也很有意思（托马斯 莫顿翻译的《庄子》、阿伦 瓦特翻译的《道德经》）。人们常说翻译总有缺失，我却发现翻译也可以带来收获。举个例子，是翻译使我意识到，原来中文“快乐”一词的字面意思可解为“快速快乐”，中文“新娘“一词的字面意思可解为”新妈妈“。书已成为我与古人今人沟通的一个神奇门户，让我再不会觉得孤单无助。与其他人的苦难比，梦想破灭算不了什么。我渐渐意识到成真并非梦想的唯一目的，它的最重要目的是让我们触摸到梦想来源的地方，热情来源的地方，快乐来源的地方，哪怕一个破灭的梦想也可以让你经历那种触摸。因为书，我今天得以在此，快乐地活着，生活的目标和意义重新变得明确，在大部分时候。希望书也永远与你相伴！
（视频地址：https://video.weibo.com/show?fid=1034:43649032265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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