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她好几眼，终于开始搭话。
他：不介意我在这抽根烟吧。
她摇摇头，继续啃着手里的西红柿。
他：真不好意思，可是这地方就这一个阳台。
她还是摇摇头，啃着手里的西红柿。
他点着香烟，开始抽烟。
一个不到五米的二楼阳台，后面的走廊空无一人，工业城市的天气本来应该是阴阴的。但正午时分还是有一些阳光透过雾霾来，五月，不冷不热的天气，但云层深处的骄阳还是能把人晒黑。
两个人都不作声，只有吸西红柿汁的声音无意间流出，但是她已经很克制了，毕竟身边站着一个男人，她不想吃相太难看。
他吸着烟，眼圈往外吐，飘飘绕绕，就好像吸烟者的灵魂，也自由地飘散了出去。
“你是哪里毕业的？”他总得找个话题开口。
这种场合，陌生人之间说什么都尴尬，但不说更尴尬，谁让他们是一个单位的陌生人。
“沈阳。”她没有说学校的名字，显然是不想说，一个没意思的学校，说出来，这段对话的尴尬又要提升一个度了。
他把吸进去的烟赶快吐出来，好接下去这来之不易的对话。
“你几岁了？有我大吗？”她居然先接了句。
他微笑着说，“我怎么可能没你大，孩子都三岁了。”
她终于瞪大了眼睛，小声的惊叹道，“那真的看不出来。”
“是吗，你这东北口音还挺重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出这句看似玩笑又略带嘲讽的句子。
她也没说什么，笑了笑，其实在她看来这不是什么嘲讽。
气氛又回到了沉默。这次的沉默不再带有尴尬，而是二人都似乎在找下一个话题而留出了这空白的时间。
只是似乎没什么可谈的了。唯一可以问的学历背景被她暗中给否了。
烟燃烧到尾部，西红柿也只剩下了果蒂。
阳台，没什么理由再留下了。
二人相视一笑，是那种工作场合常见的笑容，回到了各自的办公室。
这间公司不大，只有二三楼两层，每层两个办公室，一大一小，二层多一个会议室。整个写字楼的一楼是一个超市，九点准时开门，六点准时关门。老板娘一个人进货、卸货、摆货，收银，不见有人帮过她，不知道是不是终日的千篇一律带来了一些烦腻，也不见她笑脸相迎过。
阿之每天搭乘人潮动荡的地铁，刷卡，进入公司，打卡，电脑桌前打字，犹如一个机器，生活就像楼下老板娘那般规律，也许，这个写字楼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系统，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随着清晨的闹铃启动。
更也许，这个城市、世界的写字楼都这样。
真的是个机器人的时代。阿之常常这样想。
随着新文章出炉，机器时代的标题被领导在会上点名表扬，领导大方的送上敏锐、创新等词语，阿之面带微笑接受着同事送来的羡慕目光，她隐约感受到一束目光不太一样，强烈的打破了众人的一致性。她刚想顺着那目光看过去，那目光又不经意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上班的日子总是极端，忙的时候恨不得饭也不吃，闲起来的时候又无事可做，只等着午饭时间到。阿之这阵子很是孤独，但不知怎么的，她竟然有点享受这份清净。她可以自己买饭，自己逛逛，不用再跟人约着去做什么，省去了客套的官场对话，更省去了揣摩别人心思的工夫。
但她对某些人也是不介意的，如果可以跟她想熟络的人建立起一些比陌生人更近的关系，她还是希望有人能够迈开这一步的。
但迈开这一步的人绝对不会是自己。
从大学开始，她就不愿意主动去开口于那些她心里其实很中意的男生。她总抱着有一种幻想，她坐在中间，周围几个长相不错的男孩子团团围住。然后她得以仔细打量几个男孩子的衣品，仔细看看谁的脸蛋干净、帅气。但也就个幻想。阿之的不开口、不主动，让她单身了很久。
阿之的公司是一家海外房地产，主要打理东南亚房产的。每每回到家，亲戚们问她做什么，她都谦虚的说，“卖房子的。”这样的说法有些掉价，但不这么说家里人又听不懂。在大城市，职业被划分成销售、运营、构架等等专业名词，但在小城，则是卖衣服的、坐办公室的、管人的。
东南亚她倒是没怎么去过，就跑过两次吉隆坡，九月的时候，吉隆坡依然很热，但很潮湿，他们的阳光来得比北京的要晚一些，可能是因为当地的时间与北京时间一致，所以只是一种习惯性的错觉让你觉得时间滞后了两个小时。
上班前，阿之多坐了一站，她想呼吸一下略带雾气的空气。街上的人都在忙碌的奔走，不同的鞋子发出不同的声响，不同的节奏，然后一齐淹没在车水马龙中。
阿之心里哼哼的歌只有自己听得见。
生活是这么的无趣，因为不穷不富，人活得一点梦想都没有。就是因为一切都卡到中间，没退路，没奔头。年龄在中间，事业也在中间。
阿之一直往前走，想找一个咖啡馆坐着。昨晚她做了一个梦，她参加了一个活动，抽中奖去冰岛的机票，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去，她就将机票赠予了刚辞职的朋友，但是飞机失事了，懊悔中阿之醒了。
这不是个噩梦。死在自由的路上，也没什么不好。
人越来越不自由，以环保的名义，以善良的名义，甚至以梦想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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