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的爱谈到对儒家文化的批判

中国式的爱，在我看来，就是威权背后躲躲闪闪的爱，是一种曲折的、隐晦的、苦大仇深的爱。所以中国文化所刻画的角色往往都是戏剧化冲突特别厉害的人物，明明想说，但不说，明明愤怒，却装作笑脸。 又有人说，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后遗症。人活得不通透，活得憋屈。人被装在一个又一个的礼节里，仪式里，隐忍的躯壳里，人的当下被透支，全部被用于未来的筹码。所以，中国人爱用“梅花香自苦寒来”，或者“今天吃苦，明天享福”这样的一些理念。

总结起来，儒家文化的弊端就是忽略了人性的基本需求，忽略了人性的发展变化和差异性，统统用圣人的道德标准来作为“礼”，来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平心而论，那些“礼”也并没有错，在那些综合认知水平较高的人群里，基本都能言行一致，都能从内心接受。但社会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用一套道德标准未必能治疗整个社会。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个“礼”却是“普世价值”，套在任何大众群体身上都是一种精神迷魂汤，看似冠冕堂皇、光彩夺目，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袈裟。可惜的是，袈裟穿在圣人身上，熠熠生辉，袈裟穿在恶人身上，却是贻害苍生。

儒家的“礼”肯定有其合理之处，它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理想的道德规范，但往往没有认识到事物总是波澜起伏地发展，尤其对于人来说。儒家理想仅仅是一种圣人的理想，真实的社会是一种金字塔般的架构。只有高居金字塔顶端的人群才能够匹配“礼”，然而这个“礼”的脚下往往是伏尸百万、血流成河。

儒家的理论又是基于“人性本善”的认知基础，从现在的学术理论来看，这个理论又是一个巧夺天工的工艺品，人人喜欢。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巴纳姆效应”，说的是人们往往很容易相信一些概括性、普遍性的评价和结论。心理学家做过实验，让不同的人群选择对自己的评价，结果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肯定自己善良——哪怕是某些恶棍，也认为自己善良。所以儒家的包装是非常精美的。所以现代的礼品也往往注重包装的精美，无形中也是承继了儒家文化的“礼”的精髓。

儒家文化的致命基因缺陷是繁复的“礼仪”下人们思想的空心化。人们不需要思考，人们不需要质疑，总之千年来圣人的话是没有错的，子孙后代日日诵读，身体力行即可。从人类文明金字塔结构当中我们看出，处于底层的是科技，是探索宇宙万物的规律，可以实证的，实事求是的普遍规律。而处于顶端的是文化，而文化的基因往往受制于科技发展水平。儒家诞生的时代，科技水平相比当代落后太多，所以儒家文化的基因相对于现在来说是非常落后的。后人所谓“格物致知”，原理上来说当然没有错，可惜中国科技的发展落后于文化太多，科技“格物”的水平、逻辑思辨的缺失，造成中国文化没有与时俱进。一部《论语》走天下，我们的文化精神不是向前看，而是回望圣贤。圣贤无错，可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不是总该要前瞻，要发展呢？回望圣贤便是一个民族文化衰老的象征！当然，我不是否定圣贤先哲，而是认为，圣贤需要学习，但同时也更需要超越。

儒家文化的过错，表现在人们重形式，轻内在，重礼仪，不重实事求是。不认真“格物”，而是千篇一律。举例来说，两个人打架，儒家到场，对双方宣扬“和谐社会，以和为贵”，而不是坐下来倾听各自的需求，双方的矛盾，然后参与调解，化解矛盾。

我们又回到文章开头，中国式的爱也就是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在最近的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柿柿红》里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在这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里，我看到了70年代农村生活的风土人情，勾起了很多儿时的回忆。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剧中人物的鲜明的性格特征，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式的爱，憋屈，隐忍，最后悲喜交加，终于大团圆。我欣喜地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新生一代的成长，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时代特征，追求自我，勇于变革，敢于挑战，去追求人生更大的成就。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式的爱，讨论儒家精神，我们期望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要有所扬弃，有所发展。“礼”有助于和谐关系，而实事求是、灵活变通让“礼”充满生机。让情感流动起来，让“礼”更加鲜活起来。愿中国式的爱，不再憋屈，不再透支当下，只看未来。

           —图片来自绵阳晚报记者陈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