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只有个别官吏达到100分、其他人只有60分以上，不如给出一种较为可行的模式，即通过试错达致善治的“宽猛相济”的现实途径，以期全部官吏都能达到80分以上，老百姓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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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了儒家，经过后世发扬光大，使得这一学说成为中国文化的筋脉，并且藉由全球化的力量而向异域传播，展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说服力。
这一说服力，不仅来源于历经两千年不衰反而更加繁荣，更来自于它对人心和权力本质的深刻把握，以及毫不庸俗、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
中国人讲“刚柔并济”，意思是得其中庸。考察其源流，多引用《左传》中孔子的话，
“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从慢到猛，由猛致残，由残而宽，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进程。无论从大的历史区段，还是近代的治理经验看，刚猛如秦国，则民不堪命，这样的朝代是短命的。一直宽柔，则会造成迷乱的风气，事业也不会兴旺。历史就是这样翻着跟头、打着漩涡向前走。
孔子把这样的治理模式概括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在这里的“济”也确实合于这个字的原意，就是“帮助，助益”，也可以按上下文引申为“补救”。孔子概括的这八个字，再合起来讲就是“宽猛相济”，它的效果也讲的很明白，就是“政以是和”。“和”是中国人为人、处世、治国、理政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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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猛相济”的模式中，“宽”与“猛”还是分开的，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法。这个“相济”是表达了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就是相互为用，且只有互相补充时，才能达到“政和”的目的，才是理想的治理方式。
但是，在这个模式中，无论是民慢还是致残，都会造成损害。根据政治实践的实际，见微知著、防患未然，提前采取措施的，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反倒是“或过或不及”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是现实，因为人的精力、寿命有限，加之种种利益干扰，因此智力、判断是有缺陷的。因此，至少对于理想主义来说，“宽猛并济”显然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最佳治理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之中有没有“一个”登峰造极的理想施政模式呢？《诗经》里面给出了一个回答。
《左传·僖公五年·子产论政宽猛》说：“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还评论道，这是“和之至也”。翻译过来就是，“不争斗不急躁，不刚猛不柔弱，施政平和，百福汇集”。
这是《诗经》中《商颂》的句子，前三句讲做法，后一句是效果。第一、二两句用否定的形式表达，意思很好理解，第三句从正面表达，“优优”这个词不好理解，南北朝时苏绰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用到这个词，可为旁证，“夫为政不欲过碎，碎则民烦；劝课亦不容太简，简则民怠。善为政者，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故《诗》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在此，优优似可意为“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核心意思是要应时而动、烦简得当，使民既不烦也不怠。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
在这句话十二个字当中，施政模式成为一体，就是“布政优优”，其包含着“不竞不求，不刚不柔”，刚柔不是“相济”，而是融合，成为一种施政的理想。
对于人的性格而言，脾气急躁的人往往效率高，但易伤人；脾气缓慢的人往往稳得住，但效率低。既进取又稳妥的人很少，可称“达人”、“通人”、“高人”，但是为数极少，一般需要家教、历练、心性等方面俱备，才能做到。
政治也是这样，“布政优优”状态，“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的状态不是没有，而是很稀罕的。比如，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卓越的地方官刘馥、持中稳健的大臣顾雍、率族人隐居建立强大城镇的田畴等。仅举田畴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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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畴对父辈老者们说：“诸位不认为我田畴不贤，从远处来投靠，人多就形成了城镇，但还没有统一，恐怕不是长久安定的作法，希望推举择定贤能或年纪大的人做首领。”大家都说“好”，一起推举田畴。田畴说，“我有一条不成熟的计划，希望和诸位一同施行，可以吗？”众人都说：“可以。”田畴就为大家制定了有关杀伤、盗窃、诉讼的法律，规定犯法重的人治死罪，其次的也要抵罪，共有二十多条。又制定了婚丧嫁娶的礼仪，兴办学校讲授知识的规划，向众人颁布。众人都熟习了，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北方边境地区百姓纷纷聚拢，服从他的威信，乌丸、鲜卑也都各自派遣使者来送贡物，田畴都接纳、抚慰了他们，使他们不再进行侵扰。
田畴治理的固然只是一城一地，但是“不折腾”。这种笃定与成熟来自于他的学识和智慧。这种智慧，即便放到能人辈出的三国时代，依然是极其稀有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孔子认识不到极致理想的政治模式，但是孔子一定也认识到，这种模式美则美矣，善则善矣，却不具备普适性。
三国时，公孙瓒、袁绍等辈已不算凡夫俗子，犹自短视、狭隘以致丧身败业，怎么能苛求其他人完美呢？即便在教育普及、民智普开的今天，同样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此，必须认识到这种现实。换种话说，与其只有个别官吏达到100分、其他人只有60分以上，不如给出一种较为可行的模式，即通过试错达致善治的“宽猛相济”的现实途径，以期全部官吏都能达到80分以上，老百姓才能得到最大的好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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