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典籍流传至今，有多少本？都读懂了吗？三十余本，没读懂，该怎样去读？
一、先秦文化集大成
今天见到的、有关先秦文化的经、传、注、笺、解、义、疏等，汗牛充栋。而且，就文字量而言，后人的注、笺、解、义、疏，已淹没了前人的经、传。既便如此，也没说清楚“大道之源，群经之首”。
今天学者，必须将前人的经、传，与后人的注、笺、解、义、疏等剪断。也就是说，回归周朝简牍，而搭建先秦语境，以求经、传的本真。那么，怎么获取周朝简牍呢？
首先，借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圈定先秦古籍。如《尚书》，选定一个明清“十三经”刊本，即可。选好本子，列个单子，登入“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read.nlc.cn/allSearch），逐本找出来。
其次，按单子，在网上，逐本对经、传部分复制粘贴，而成word文档。
最后，以明清刊本，校对word文档，并修正标点。完毕后，可分王室、诸子、其他等三类。
这样做，是穿越时间隧道，以求与周朝人直接对话，而一览夏商周，还原华夏文明。
二、从明清刊本提取
网上有篇小学生作文，叫《有趣的传话游戏》，节录一小段，见下：
“第二轮开始了，这回的内容是，‘妈妈赶马，马慢，妈妈骂马。’我们有的用双手合成一个喇叭形来传话，有的贴着对方耳朵传话。传到我这时，韦妙琳把‘马慢’两个字给丢了，所以我们没有完整地说出来。”
读先秦书籍，不就是“传话”吗？如“文王易学”，那有什么“象数”与“义理”之分，何来“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之别。显然，汉朝以后文人，把“话”传错了。
必须清楚，今版先秦书籍，翻印明清刊本，大多走样。况且，明清刊本，也非周朝简牍的文本。故而，要自己动手，从明清刊本中提取，以剔除后人附着于“经传”上、非本原的东西。这里，推荐以下明清刊本：
——王室类。《周易全书古文》、《毛诗注疏》、《尚书注疏》、《汲冢周书》、《周礼注疏》、《穆天子传》。
——诸子类。《管子》、《谭子化书》、《晏子春秋》、《老子道德经》、《文子缵义》、《论语注疏解经》、《孝经注疏》、《孟子注疏解经》、《司马子》、《司马法》、《孙子》、《吴子》、《墨子》、《列子》、《关尹子》、《鬼谷子》、《庄子》、《尸子》、《荀子》、《尉缭子》、《韩非子》。
——其他类。《春秋经传集解》、《国语》、《吕氏春秋》、《商君书》、《战国策》、《楚辞章句》、《山海经》、《尔雅注疏》、《周髀算经》。
三、从“十三经”说起
南宋时，有人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13部古籍合刊。除了《尔雅》，其余为儒家经典，得有“十三经”之说。
今天有明朝嘉靖刊本《十三经注疏》。其中，5本书没必要读，即：
《周易正义》，魏晋人王弼注，唐朝人孔颖达疏，各卦繇前缺⚊或⚋，文王经、孔子传被拆解。
《仪礼注疏》和《礼记注疏》，东汉人郑玄注，唐朝人贾公彦疏。内容难辨哪些为先秦之“礼”。
《春秋公羊传注疏》，东汉人何休解；《春秋谷梁传注疏》，东晋人范宁解，唐朝人杨士勋疏。魏晋人杜预有言：“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
此刊本其他8本书，必读，即：
《周礼注疏》，东汉人郑玄注，唐朝人贾公彦疏；
《春秋左传注疏》，魏晋人杜预注，唐朝人孔颖达疏；
《尚书注疏》，西汉人孔安国传，唐朝人孔颖达疏；
《毛诗注疏》，东汉人郑玄笺，唐朝人孔颖达疏；
《论语注疏解经》，曹魏人何晏解，北宋人邢昺疏；
《孝经注疏》，北宋人邢昺注疏；
《尔雅注疏》，晋人郭璞注，北宋人邢昺疏；
《孟子注疏解经》，东汉人赵岐注，北宋人孙奭疏。
四、读哪个版本“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十卷，为“易”的书目。若将所列的书，全读一遍，三年五载不够用。其实，啃读明朝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之《古文》二卷，足矣。
此书包括：《论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卷、《易学启蒙》五卷、《传易考》二卷，《龟卜考》一卷。
《论例》，解释概念，如卦图、卦说、卦学等，没必要读。
《今文》，与《周易正义》大同小异，没必要读。
《传易考》，讲自西汉以来流传脉络，没必要读。
《龟卜考》，摘抄古籍中占卜言语，没必要读。
《易学启蒙》，以图释义，也没必读。但有一张图，即“先天六十四卦圆方图”，必须记住。此图样式，乃“文王易学”的卦图。
《古文》，蝌蚪文字，必读。其恢复了文王经、孔子传的原貌。
文王经，也就是《周易》文本与卦图。孔子传，包括：《序》、《彖》、《象》、《系辞》、《说卦》、《文言》。
“河图洛书”，孔子传有提及。但要弄明白，必研读“陈抟龙图序”一文。此文，收录在《宋文鉴》，为“序类”第三篇。
“太极图”，孔子传没提到。想要弄明白，可研读南宋张行成《翼元》一书。此书，也称作《翼玄》。
五、《礼记》非《礼》也
《庄子•天运》言：“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显然，《礼》佚，《乐》佚，后人当言“四经”，却言“五经”。
《礼记》，不是孔子《礼》，原名《小戴礼记》，岂能与“四经”地位等同？
再者，《孟子》有言，“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却不见于《礼记》，又怎能顶替孔子《礼》？
在《礼记》中，有篇“月令”，抄袭《吕氏春秋》十二纪，竟冒名周公《月令》。何以见得？
其一，周公《月令》已佚，但《时训》还在。《时训》文字，却大量出现在《礼记》的“月令”。其二，《礼记》的“月令”，雷同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却少七个关键字，即“长日至，四旬六日”。
实际上，西汉人没有《礼记》之名，只有《小戴礼记》之称，这是为区分《大戴礼记》而已。相比较，《大戴礼记》更可信。其有篇“夏小正”，弥足珍贵，推断为文王所作的、已散佚的《刘法》。
六、《乐》的踪迹
《周礼•春官》言：“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
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由此可见，“乐”，不同材质的器具，发出高低、长短、有节奏的声音。《管子•地员》言：“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文中，讲五音，为何扯上数、钟？求尺寸而筑钟，以钟声定调。《管子•五行》言：“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
那么，《管子》中的两段文字，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先定黄钟的尺寸，以其钟声作为最小单位的音乐元素。九九八十一，直筒形状，所发之声为宫。
其他四口钟，顶窄底宽，喇叭形状。赤钟，所发之声为徵，中间尺寸，算法：81开4次方得3，3去除81得27，27加81得108。
景钟（商）、黑钟（羽）、青钟（角）的中间尺寸，算式：
108－（108÷3）＝72
72＋（72÷3）＝96
96－（96÷3）＝64
五音定了，怎么定六律？求四口钟的顶、底尺寸。据《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一曰”，可知：
春，其音徵，律中仲吕（小吕）、蕤宾、林钟（函钟）；
夏，其音商，律中夷则、南吕、无射；
秋，其音羽，律中应钟、黄钟、大吕；
冬，其音角，律中大蔟、夹钟、姑洗。
《吕氏春秋•音律》又言：“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
“上生”，为阳声而＋；“下生”，为阴声而－。基于宫81，求法如下：
赤钟（徵），仲吕定为中间，取108，故：
蕤宾为底，108＋（81÷3）＝135；
林钟为顶，108－（81÷3）＝81。
景钟（商），夷则定为中间，取72，故：
南侣为顶，72－（108÷3）＝36；
无射为底，72＋（108÷3）＝108。
黑钟（羽），应钟定为中间，取96，故：
黄钟为底，96＋（72÷3）＝120；
大吕为顶，96－（72÷3）＝72。
青钟（角），大蔟定为中间，取64，故：
夹钟为顶，64－（96÷3）＝32；
姑洗为底，64＋（96÷3）＝96。
以上音律算法，也就是“三分损益法”。那有没有谱子？
《吕氏春秋•音律》言：“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对此，用数字表示，即：
Ⅱ 120 81 81 64 64 36｜36 96 96 96 96 135｜135 72 72 72 72 32｜32 108 108 108 ll
七、《尔雅》有故事
也许《尔雅》有太多“诗”的字词，故被纳入“十三经”。读辞典，咬文嚼字，于是发现情况。指出两处，供玩味。
先看首篇“释诂”，头一句：“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权舆”，解释为“始也”，这不靠谱。其一，《逸周书•文酌解》有“权舆”一词，即：“伐有三穆、七信、一干、二御、三安、十二来”，“一干：胜权舆”。文王作《文酌》，讲伐之道，胜要掌有兵车。
其二，《逸周书•周月解》有“权舆”一词，即：“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周公作《周月》，讲“建子”。此话，是说太阳与月亮交汇一次，为365.25天，遍历二十八星宿，每天须走十二时辰。如此，周而复始，就像太阳与月亮共驾一辆车。
其三，《毛诗•秦风》有一首诗，名为《权舆》。其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於嗟乎，不承权舆。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於嗟乎，不承权舆。”此诗，讽刺秦康公继位，削去旧臣权力与地位。
《尔雅》全书19篇，只有《权舆》为诗名，难道不是著者有意为之？
再看末篇“释畜”，结尾一句：“马八尺为駥，牛七尺为犉，羊六尺为羬，彘五尺为豟，狗四尺为獒，鸡三尺为鶤。”
马与牛相差一尺，牛与羊相差一尺，羊与彘相差一尺，这有背常理。怎见得？《尸子》有类似话，“大牛为犉，七尺；大羊为羬，五尺；大豕为豟，五尺”。
而且，八、七、六、五、四、三，顺下来。“马八尺”，跟着“駥”。“鸡三尺”，跟着“鶤”。先秦有“合书”之说，“駥”、“鶤”，拆为两个字，不就是拉军队打仗吗？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这只是巧合吗？
八、道家的无奈举动
西汉“文景之治”以后，儒学渐渐成为官方思想，“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这迫使道家行医弘道，走向民间。
明朝闵齐伋《三子合刊》，亦称《三子评》，折射出道家窘境。三子，指《道德经》、《列子》和《庄子》。然而，罩上面纱，改称之《道德真经》、《冲虚真经》和《南华真经》。
此刊本，有太极左仙公葛玄“道德真经序”一文。谈老子名号，言：“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无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谓老子，当始于周代。”今天视角，当剖腹产。以此说老子长生不老，不是对老子的母亲大不敬吗？
此刊本，还有河上公为《道德真经》加的小标题。河上公，何许人也？葛玄侄孙、东晋名医葛洪，在他的《神仙传》一书中写道：“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如此神神叨叨，不是有失正派吗？
河上公加的小标题，并不晦涩。如，体道第一、养身第二、安民第三等。就以“体道第一”为例，看对理解《道德经》有无帮助。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体道”，是说从《道德经》首段能体会出老子所说的“道”。是这样吗？
不仿借助《文子》，来理解此段意思。《文子》言：“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显然，老子所言之“道，当“言不能言也”，即“非常道”。也就是说，有些道理，“先王之书”没有写进去，即“非常名”。所以，心无杂念之人，在实践中，求道之本。心有所图之人，从先王书中，求道之末。这本《道德经》，阐述如何在不断变化中把握规律性东西。
由此观之，河上公所加小标题，还是有提示作用的。但是，一家之言而已。其实，周朝末期的人，也没参透老子之“道”，韩非所作《解老》、《喻老》，就足以说明之。
不管怎么说，道家后人自毁先人经典著作，而弄成“教义”，走的绝非正道。
九、躺枪的《黄帝内经》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散佚，但序文在。其中，一段话：“余宗族素多，乡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从北宋林亿等人注《素问》所言，可知《素问》书名源于上段话。有“素问”，还有“素多”。素，向来；素问，向来问病；撰用素问，沿用向来问病的写作形式。毫无疑问，张仲景的意思，采用一问一答，撰写《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手中当有《黄帝内经》十八卷、《扁鹊内经》九卷。故推断，“九卷八十一难”指《扁鹊内经》。这就明了，他摘抄《扁鹊内经》作为书的病症部分。其他部分，为作病理、药物、诊脉。
皇甫谧生于东汉、卒于西晋，手中当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他武断将二者合称《黄帝内经》十八卷”
到了唐朝，号称“启玄子”的王冰，不认同皇甫谧将《针经》归为《黄帝内经》，说自己找到原本《灵枢》九卷，也就是“七篇大论”，而掺入《素问》。
“七篇大论”提到鬼臾区。然而，张仲景序文言：“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压根没此人。非医者入医书，不荒唐吗？
到了南宋，史崧不明就里，又单独注《灵枢》，实际是《针经》，从而坐实《黄帝内经》分为《素问》与《灵枢》。
十、孔壁书
孔安国《尚书序》言：“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主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
怎不见《尚书》？孔安国交代，“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孔安国还交代，“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毫无疑问，伏生《尚书》不复存在了。那么，只整理岀五十九篇，怎知有百篇？
其中，有一“序”篇，当同于《逸周书》的“附序”。也就是说，虞、夏、商、周书的篇目、题解，尽在“序”篇。并且，由此断定，《逸周书》与孔壁虞、夏、商、周书的原本，同出于周王室。
今天所见《尚书》，何以不见“序”篇？孔安国交代，“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显而易见，孔安国把“序”拆了，而加到各篇首，这同于《毛诗》的“大序”、“小序”。反过来说，有人学孔安国，也把《诗》的原序一篇给拆了。
十一、汲冢书
西晋太康年间，亲眼见过“汲冢书”，并留下文字，有三人：荀勖、杜预、卢无忌。
清朝严可均《全晋文》，其卷三十一，有荀勖《上穆天子传序》；其卷四十三，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其卷八十六，有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三文皆言：太康二年，有人盗汲县古冢，得大批竹简，皆科斗文。
荀勖事发时见到，在序中写道：“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
杜预事后见到，在序中写道：“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
太康十年三月，汲郡令卢无忌，为太公刊石勒表，提到“汲冢书”，写道：“其《周志》曰，文王梦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后，文王见太公，而询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为望。’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又写道：“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岁，盖寿百一十余岁。”
《穆天子传》、《周易》、《周志》，尤其《纪年》，极其珍贵先秦史料。人皆痛斥“焚书坑儒”，那《周志》与《纪年》得而复失，谁之罪过？
按杜预的说法，“《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
从中，能印证两件事。其一，虞、夏、商、周之书不是“史”，而《纪年》为“史”，起始于夏朝。其二，孔子《春秋》采用“周历”，遵行“建子”。还说明一件事，自殇叔，晋国窃取了周王室记史的王权。三家分晋后，魏国占有了《纪年》。
《纪年》记史，不对外。而《书》言事，旨在对外宣传，故有所不实。对此，在杜预序中，得以验证。其言：“《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大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十二、逸周书
明朝吴琯《古今逸史》，搜集有《汲冢周书》，十卷七十一篇，并标有“晋孔晁注”。然而，荀勖、杜预、卢无忌亲眼见过“汲冢书”，三人没说有《周书》。
推测，孔晁赶上了“汲冢书”事件，故后人误将孔晁注书，冠以“汲冢”，这也在情理之中。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吻合《汲冢周书》篇数。唐朝魏徵等人《隋书•经籍志》载：“《周书》十卷，孔晁注”。吻合《汲冢周书》卷数、及注者。北宋欧阳修等人《唐书•艺文志》，直接称“《汲冢周书》十卷”。可见，自西汉，有《周书》传世。传来传去，成了《汲冢周书》。
那《逸周书》，怎么回事？其与《汲冢周书》别无二致，猜测起初为口语简称——《古今逸史》中的《汲冢周书》。时间久了，也就成了书名。
《汲冢周书》也好，《逸周书》也罢，是真的《周书》吗？《周月解》篇，讲周公“建子”，后人杜撰不了。再有，《常训解》篇，所言“慎微以始而敬，终乃不困”，出现在《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其这样引用，“《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是的，文字有出路。这说明今所见带“解”字篇，非《周书》原文。并发现《谥法解》篇，几乎完全失真。如对谥号排序，为神、圣、帝、皇、王、君、公、侯。显然，帝在先，皇在后，背离“三皇五帝”的说法。
唐朝张守节誊抄的《谥法解》，其谥号排序，为神、皇、帝、王、公、侯、君、圣，才说得通的。
今所见《逸周书》与《尚书》，二者篇目不重。且《尚书》中的“周书”，其篇与《逸周书》的篇，没有时间上的先后。这说明：二者原文本，各自成书，侧重不同，但同为周朝官文。
十三、《竹书纪年》假在哪
明朝吴琯《古今逸史》，搜集有《竹书纪年》。无论文字，还是内容，几乎完好无损，岂能不假？今所见《穆天子传》，缺字不少，内容有残损。若同出自“汲冢书”，则不会有两样。
当然，这不是重点。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从两个方面，能断定《竹书纪年》之假。
一个方面，杜预说，他所见《纪年》为夏历。《竹书纪年》却用的不是夏历。借《穆天子传》，可知夏历模样，如下：
“季夏，庚（阙），休于范宫。
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饮于孟氏，爰舞白鹤二八，还宿于雀梁。
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阙），来虞人次御。
孟冬，鸟至，王臣（阙）弋。”
实际上，《竹书纪年》用历，效仿于《春秋》。但不知“王正月”用意，而言“春一月”。孔子称“王正月”，表明《春秋》遵周公“建子”，即一月为夏历上年仲冬之月，也就是日期早夏历两个月。
另一方面，杜预说，他所见《纪年》，篇起自夏朝。《竹书纪年》却篇起黄帝，同于《史记》。应该说，周王室对“史实”与“史事”，是分开的。“史实”必须有证，“史事”可以想象。如《虞书》，写尧舜事，皆以“曰若稽古”开头，表明无确凿证据。
《竹书纪年》后人为之，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也绝非任意编造，怎见得？
唐朝房玄龄等人《晋书》，在列传第二十一，讲束皙，提及《纪年》。写道：“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这些说法，《竹书纪年》都有编入。这说明编者对待历史，有先秦史官风范，是讲真话之人。
十四、《乘》与《梼杌》的变体
明朝吴琯《古今逸史》，捜集有《晋史乘》与《楚史梼杌》，没有作者姓名。前书42篇，着重写晋文公。后书27篇，着重写楚庄王。
《孟子·离娄章句》有一段话，“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何谓“一也”？《乘》与《梼杌》的写法，同于《春秋》。然而，《晋史乘》与《楚史梼杌》，连日期都没有记，无疑后人冒名而编造之。
孔子《春秋》，微言大义，也就是以史说“义”。《左传•文公十八年》，有言：“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可见，史书名《梼杌》，不是讥讽楚王丧“义”吗？
孟子提“齐桓晋文”，不提楚庄王，无疑“春秋笔法”。楚庄自号“王”，大逆不道，不值一提。当然，不只针砭楚庄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三人，恃强称霸的行径，孟子借《春秋》、《乘》和《梼杌》而斥之。
《晋史乘》与《楚史梼杌》，反而称道晋文公、楚庄王，这不变味了吗？再说体例，类似《国语》或《战国策》。
《国语》，记述周王室、诸侯国的史事，不像《左传》有褒贬。《战国策》，西汉刘向汇编而成。他在《叙录》交代，所整理的先秦简册，“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
如果说，《晋史乘》与《楚史梼杌》，像小说《东周列国志》，还有存在价值。而以“史”的面目出现，则垃圾也。
十五、胡诌的《三坟》
明朝吴琯《古今逸史》，捜集有《三坟》，无名氏为之。此书，不过将“三皇”、“三坟”、“三易”等概念串起来，涂抹一番，假托《三坟》面世。
天皇，为伏羲氏，撰《山坟》，当作《连山易》；人皇，为神农氏，撰《气坟》，当作《归藏易》；地皇，为轩辕氏，撰《形坟》，当作《乾坤易》。
上挂下连，凭孔安国《尚书序》的一句话，“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然而，孔安国所说，不可信。《周礼》言，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此话，是说掌管撰写、发布有关三皇五帝之书。而不是说三皇五帝所撰的书。
况且，孔安国不会把黄帝说成“皇”。天皇、地皇、人皇，见于唐朝司马贞《三皇本纪》，而源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嬴政灭了六国，想改名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嬴政不满意，自定为“皇帝”。他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而且，《吕氏春秋》十二纪，提到五个先帝，即：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查验《左传》，太皞乃伏羲氏，少皞乃帝挚。
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王绾、冯劫、李斯等人都在。显然，“帝”与“皇”不会混。由此可见，天皇为伏羲氏，人皇为神农氏，地皇为轩辕氏，纯属捏造。
再看“三易”。《周礼》言：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想想看，“皆八”，“皆六十有四”，能不涵盖三法吗？所以，连山、归藏与周易，是一个过程三个环节，并得到《左传》筮例的验证。因此，文王推演六十四卦，也就与“三皇”无关，更无从谈起《山坟》、《气坟》和《形坟》。
十六、两本书名界定“春秋战国”
西汉刘向整理周朝简册，有一本起名《战国策》。于是乎后人将东周划分为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尤其今天学者，习惯使用“春秋战国”，而淡化了“东周列国”。
那么，《战国策》成书之前，西汉人著书行文，如何说东周不同阶段？一般借用《太史公书》年表，称“十二诸侯”期间、“六国”期间。
实际上，司马迁制《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只是方便读史，没有对周朝划分时段的意图。
《十二诸侯年表》的时间段，“自共和，讫孔子”。《六国表》的时间段，“起周元王”，“讫二世”。显然，司马迁没有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的概念。他关注的，是记史连续性。
后人研究历史，对一个朝代划分不同时段，也是必要的。周朝分为西周与东周，因有“平王东迁”事件，且之后未出现王室中兴，这一划分，是契合历史事实的。但因孔子《春秋》、刘向《战国策》，先将东周分为春秋与战国，再去找标志性历史事件，这就有点罔顾史实，为了划分而划分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也是战争不断，楚国君也曾僭越称王。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特征，春秋时期也出现了，只是程度不同，却没有实质分别，也就是没发生质的变化。
借此，有必要明晰一个说法。周朝有“西周”和“东周”的用词，但意指末期周王室“分治”。但是，周朝人没有以周平王分界，而分称西周、东周。
应该说，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周朝乃华夏文明的高光时刻。诸侯国争霸、战争，掩盖不了周朝在物质生活、人文思想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下，多使用周朝之语，少提“春秋战国”，这有利于外国人全面地、清晰地、无误地认知中国先秦史。
十七、兵书
北宋朝廷颁行《武经七书》，按书排序，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
其中，《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非先秦兵书。《黄石公三略》，说是张良受赠兵书。然而，《史记•留侯世家》言：张良“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在《黄石公三略》中，“中略”讲到三皇、帝者、王者、霸者，层次分明。霸者，始于齐桓公，与姜太公无关。“下略”有言：“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帛书，怎能相关姜太公？由此断定，《黄石公三略》不是《太公兵法》。
《六韬》只是摘抄本，并非当时传本。这与唐朝《群书治要》所摘录的《六韬》，性质是一样的。
针对《武经七书》，明朝闵氏刊印《兵垣四编》，以示不买账。陈继儒作《叙》，言：“今《七书》而独行，《四编》者何也？《司马法》、《三略》、《六韬》，黄震驳为伪书。《李卫公问答》，宋阮逸所撰，苏眉山见其草本。《尉缭子》，汉隋置之杂家。”
《四编》保留《孙子》、《吴子》，用《黄石公素书》取代《黄石公三略》，用《黄帝阴符经》替换掉《六韬》、《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为此，附有北宋人张商英《素书考》、明朝人唐顺之《阴符经考》。但“考”，不言原书是“帛”？是“简”？又无作者、无注者，文字不缺，内容无损，只说先秦传下来的。此“考”，不荒诞吗？
1972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出土4942片简，为隶书。其内容涉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由此证明，《六韬》不是伪书，《孙膑兵法》至少传到西汉。
十八、有梗的“浙江书局”刊本
光绪年间，浙江书局刊出《二十二子全书》，包括：《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统笺》、《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
看出什么？无《孟子》，没有《论语》、《孝经》、《左氏春秋》。若不刊一本儒家书，反能理解，而偏刊有《孔子集语》。
清朝孙星衍编《孔子集语》，严可均作序，这样说：“《易》、《十翼》、《礼小戴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举世诵习不载；《家语》，孔业子有成书，专行不载；《史记》孔子世家、弟子传，易捡不载。其余群经传注秘纬、诸史诸子，以及唐宋人类书巨篇，支句毕登。”
难道以《孔子集语》代表了儒家？刊出时间段，正值“光绪变法”。这是浙江书局高明之处，反“儒”，又不留把柄。
在刊本中，《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分别为西汉贾谊、董仲舒、扬雄所著，非先秦古籍。
《淮南子》，东汉高诱《叙目》言：其旨近老子，号曰《鸿烈》。“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可以说，刘安组织人编撰《鸿烈》，意在迎合窦太后、孝文帝好黄老学说。
文中子，名王通，南北朝人。佛教兴起，主张“三教可一”。其门徒将他的言论，编辑为《中说》。“中说”一词，见于《荀子•儒效篇》。即：“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
毋庸置疑，每一次文化进步，乃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免疫再造，而得以文化融合。
十九、有缺欠的“师古斋”刊本
吴勉学，吴中珩，乃父子，明隆庆、万历年间“师古斋”的坊主。“师古斋”刊本有三百多种、三千余卷。
这里，只说《十三经》和《二十子全书》。删掉了后人注疏等，但相伴有一个缺欠，也就是按个人认知，把不该删改的，也删改了。来看两个例子：
《尚书》传本，各篇首加带“序”文。如《尧典》篇，“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而且，对亡篇，留有“序”文。对“序”，统统删了。
《商君书》，改名为《商子》。看似没什么，却有质的不同。“书”，表明是官文，不是商鞅个人言论。此书开宗明义，秦孝公曰：“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师古斋刊印的《二十子全书》，包括：《老子道德经》、《文子》、《关尹子》、《列子》、《庄子》、《司马子》、《谭子化书》、《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吴子》、《鬼谷子》、《黄石公素书》、《商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中说》。
其中，《司马子》、《关尹子》和《谭子化书》，均先秦古籍，他处查找不到，只好选读之。
二十、乱点鸳鸯谱的《楚辞》
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当知《离骚》为屈原最后一篇赋。之前，渔父点破他归郢幻想，心灰意冷，作《渔父》，作《怀沙》，表达对楚襄王绝望，决定死谏。
当初，楚襄王的父亲，也就是怀王，身死秦国，屈原作《招魂》，以警醒楚襄王，要疏远小人。然而，东汉王逸注《楚辞》，说《招魂》为宋玉所作，岂不想当然？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意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王逸还说，《九辩》也是宋玉所作，但不交代依据什么。不知《离骚》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即然认可屈原作《九歌》，就不该否认《九辩》为屈原赋。
对此，很好理解。屈原先作《九辩》与《九歌》，以规劝楚王。见楚王置之不理，才向天发问，作《天问》。
假设说，宋玉凭吊屈原，作《招魂》与《九辩》，那司马迁必会提一笔。怎见得？对贾谊《吊屈原赋》，司马迁都不惜笔墨。
南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收录有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对楚王问》。文如其人，只顾自己，顺情说好话，怎能为他人鸣冤叫屈？
《大招》也并非王逸所猜，由景差所作。读过《山海经》，知在“大荒西经”，有“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一旦破解《山海经》，就会清楚，《山海经》作者用此话，关联屈原，暗示自己是楚王室的人。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这是《大招》起首句，大体意思：青春年华消退，而归楚日子透亮了。怎知言“归楚”？
《大招》第一段末句，“魂乎归徕，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山海经》有东山经、西山经、南山经、北山经，还有中山经。而且，中山经分十二次经。此句大意：十二年归楚历程，写在“中山经”。
也许担心楚人难解《山海经》，故入楚前仿屈原赋，作《大招》。那么，此人是谁？楚怀王曾孙、楚襄王孙子、楚考烈王遗秦之子，名叫熊启。
二十一、先秦诸子皆“理科男”
先秦诸子，与汉朝以后文人，做学问有本质不同。解释自然，以检视社会，把复杂变简单，著书立说。
有文字可考，大禹治水发现勾股定理，从而开启“数治理”时代。何出此言？
今所见《周髀算经》，开卷写道：“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
九州布局，用“数”描述，乃“九宫格”。而“九宫格”基于直角三角形，也就是3、4、5所处位置。基于此，按三个数和为十五，填充剩余数即可。
毕达哥拉斯讲，“数支配着宇宙”。早他五百多年，文王以“数”与“易”，描述“天圆地方”，亦即推演六十四卦。若用“排列组合”来说，就是从八个不同元素，任取二个，再加本身（三爻变六爻），算式如下：
8！÷（8－2）！＋8 ＝64
8！÷（8－2）！2！＋（8÷2）＝32
前算式基于范德蒙德排列，后算式基于欧拉组合。64，六十四卦。32，阴阳各有三十二卦。按月亮运行来算，一年360天，即夏历天数。照此计算，32年有11520天。这就是孔子《说卦》所说的，“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11520，“爱你一生一世”。众所周知，网络科技的根基，是二进制。莱布尼茨创制二进制，曾利用过“六十四卦圆方图”。不可思议的神奇！
文王用11520，做什么？按《周髀算经》说法，按太阳运行来算，一年365.25天。可见，夏历一年少了5.25天。怎么办？凑零成整，以“闰”补齐。具体说，用4通分，去小数。这样，四年一闰，32年就有8个年份有闰月。求闰月天数，算式如下：
（32×365.25－11520）÷8＝21
可以说，不会“算术”，懂不了卦。贞：49随机分两组，用一组为被除数，4为除数，而取余数。这里面，有“概率”成份。经“四营十八变”，得到六个累计余数，排成一列。奇数为⚊，偶数为⚋，这就是所贞的卦。显然，这有“数列”影子。
悔：在“六十四卦圆方图”的内方，以所贞的卦为原点，沿横向、纵向找出所有同“策”卦。然后，利用六个累计余数，确定一个横向同“策”卦、一个纵向同“策”卦。这样，也就锁定所悔的卦。若用“解析几何”来说，就是建坐标、确定一个象限点。
“数”与“易”，乃孪生兄弟。毫无疑问，文王演易，后有诗书礼乐，而产生诸子百家思想。所以说，不读《周髀算经》，去谈六经、诸子百家，是滑稽可笑的。
明朝赵开美校本《周髀算经》，有南宋周仲祺序文，指证：原书名《周髀》，注者赵婴。
二十二、一段尘封的历史
1975年，湖北睡虎地秦墓，八垛竹简，两块木牍，道出寻常人家事。
编号M11，一个叫“喜”的墓。东侧有壁龛，内有一轺车、二泥俑、三泥马，表明生前是小官；椁室盖板正中，有一牛头骨，表明被定论为好官；棺内有八垛竹简，表明为官认真、勤勉、恪尽职守。
完好简1155枚，残损简80枚，隶书黑字。有《为吏之道》、《语书》、《编年纪》、《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封诊式》、《法律答问》、甲乙两种《日书》。从中能见当时底层人的日常生活。
如《法律答问》，写道：“甲谋遣乙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论？当磔。”再如《封诊式》，写道：“爰书，某里士五甲，诣男子乙、女子丙，告曰‘乙丙相与奸’。自昼见某所，捕校上来，诣之。”
编号M4，一个叫“衷”的墓。随葬品中，有两块木牍，正反有字，一完好，一残缺。
完好那块，黑夫、惊两人给家兄的信，催寄钱、衣。抬头有“二月辛巳”，内有“操夏衣来”，还写道：“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也，愿母遗黑夫用勿少”。
残缺那块，惊单独给家兄的信，写道：“与从军，与黑夫居，皆毋恙也”。“愿母幸遣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而且，正面写“急急急”，背面写“急急急”。
猜测，兄长连接求助信，一时又筹不到，急火攻心，离世了。将木牍随葬，可谓死不瞑目。然而，从军向家要钱、衣，这不合常理，发生什么？
秦灭楚之前，尚无淮阳城。故而，“黑夫等直佐淮阳”，当说支援兵力于“淮河以北”。二月前后，淮河以北，哪座城反了？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查到新郑，即韩人故都。其言：嬴政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新郑反，正值秦军倾力北伐燕国，无暇南顾。昌平君，楚考烈王遗子，以平叛韩人作乱为由，就地征调兵马钱物、封官许愿，着手夏季入楚举事，灭秦军，登楚王位。这样，就解释通了黑夫、惊，之所以让家里接济钱、衣。再有，在黑夫、惊的信中，称家乡为安陆。此地，原属楚国云梦，后被秦国所占，当有楚人后裔，这或许是昌平君所看重的。
喜的《编年史》记述：“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那么，昌平君居韩王死宅，为何？一种可能，秘而不宣，以韩王名义，裹挟韩人助力反秦归楚。
二十三、不可止于《史记》
今所见《史记》，不是司马迁原著本。有西汉褚少孙添加内容，又被东汉杨终奉诏删十余万字。而且，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言：“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可见，司马迁自定书名为《太史公书》。写作素材，一是孔子“六经”及不同人写的“传”；二是人所认同的“百家杂语”。
在《六国年表》中，他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
显然，受史料所限，即使司马迁原著本，也不百分之百地准确、可靠。再者说，司马迁原著本，取代不了先秦古籍。这里，指出三点：
其一，对素材有取舍。如《管晏列传》言：“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其二，对文字有转化。如《五帝本纪》一段对话，“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来看《尚书》的原话：“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其三，对史事有主张。如《河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但据《吕氏春秋》，西门豹不曾治漳水。其原文，“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
二十四、笔墨下的考古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用时十三年，分经、史、子、集，实际收录书79309卷。命人抄四套，分别珍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后又命人抄三套，分别放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供人研读。
到《四库全书》中找先秦古籍，不省事吗？行不通。一是有93551卷古籍，违“清规”，只抄书目，不抄书文。如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目录中有，而无书。二是抄本个别处有所失真。如赵婴《周髀算经》，抄本省略掉“七衡图”外方框。然而，外方框是图的部分，有比例尺作用，即：“寸千里”。
《四库全书》之“总目”，等同于前朝“经籍志”、“艺文志”。再往前追，源头为刘歆《七略》、刘向《别录》。可以说，西汉刘氏父子创制了“书目”体例。
《汉书•艺文志》将前人书籍归六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隋书•经籍志》合并为四类，即：经、史、子、集。《唐书·经籍志》又添加序号，即：甲部经、乙部史、丙部子、丁部集。于是有了《四库全书》。
研究古籍“书目”，有何用？不妨拿《素问》与《灵枢》为例，说明之。
《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没有《素问》，没有《灵枢》。这说明班固生前的汉朝时期，《素问》、《灵枢》不存在。
《隋书•经籍志》没有《黄帝内经》十八卷，没有《灵枢》，有《黄帝素问》九卷、《黄帝素问》八卷、《黄帝素问女胎》一卷。这说明班固死后至隋朝之间，《黄帝内经》或被拆解，而成多样本《素问》。
《唐书·经籍志》有《黄帝素问》八卷，没有《灵枢》。这就说明到五代十国，《灵枢》也还不存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黄帝素问》二十四卷，《灵枢经》十二卷。这说眀五代十国以后，唐朝人王冰《素问》、宋朝人史崧《灵枢》才冒出来。
因此说，《素问》与《灵枢》，绝不是先秦的《黄帝内经》！
读先秦古籍，先搞清楚，哪本是真？哪本是假？再搞明白，哪些文字真？哪些文字假？可以说，读先秦古籍，就是在考古，即在字里行间，求证先秦文化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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