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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年，伏尔泰被捕，可能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冒犯了别人。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讽刺性”的诗歌，这首诗歌开篇就称当时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以毒药、无神论和乱伦而闻名”。这种尖刻的人身攻击在当时变得非常流行，充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作为回应，这位公爵未经指控或审判就逮捕了伏尔泰。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待了11个月。

这个故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伏尔泰会频繁地出现在今天关于攻击性言论的辩论中。攻击性言论是由一种感觉所驱动的，即在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越来越愿意对所听到的言论动怒，他们觉得这些言论意味着自己被排斥了。许多人认为这种趋势延续了很久。2016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如今有太多的人很容易因为语言而被冒犯”。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安格斯•里德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他们的调查中，80%的加拿大人同意这一说法:“如今，似乎你说什么话都会让别人觉得被冒犯了。”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公众话语中充满了对攻击性言论的对抗。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公众人物因有冒犯行为而受到谴责，有另一些人认为所有的这些冒犯行为都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

伏尔泰已经成为这场辩论中言论自由一方的吉祥物，而他与公爵的相遇则使他非常适合言论自由吉祥物的角色。在这一观点上，尽管伏尔泰直言不讳，但他最终还是站在了理性和自由的一边。那些冒犯别人的人就像公爵一样：他们专横地压制别人，以保护自己的敏感性。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我们不能屈服，即使他们的言论听起来让人不舒服或痛苦。因为毕竟，它们只是‘文字’。

这个论点是以一种特定的概念为前提的，即什么是言论攻击。让人讨厌的是，这种观点会让人不舒服，挫伤自尊，伤害感情。当人们生气的时候，他们是在试图让那些冒犯他们的人闭嘴，并且把这种冒犯的概念叫做伤害。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虽然没有经常被讨论，但我认为，它能更好地解释当代许多关于攻击的冲突。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公爵都不会把他们的冲突看成是“冒犯”。在18世纪的法国，“冒犯他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含义:向另一个人挑战。在决斗文化中，这种挑战不过是一种绅士的冒犯行为。冒犯的意思是侮辱或不尊重，而不是伤害某人的感情。冒犯别人就是对别人的侮辱做出回应，以要求对方表示尊重。我称这第三种冒犯为侮辱。

荣誉决斗是一种与精英主义密切相关的暴力行为，因此与当今的道德敏感性相抵触。也就是说，在这两种历史背景下，过分关注冒犯之间的差异会使我们忽视两者的相似之处。如果决斗看起来充满异国情调，那么作为荣誉核心的平等尊重的基本准则应该更加常见。

伏尔泰对待侮辱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他与公爵发生争执的9年之后，他向骑士德·罗翰发起挑战，为此，他再次被捕，再次被送往巴士底狱。伏尔泰与小贵族罗翰的争吵是以激烈的言语开始的。据记载，伏尔泰占了上风，罗翰气冲冲地走了。几天后，罗翰请伏尔泰参加宴会，用棍棒殴打他的一群仆人，并在马车上嘲笑这位作家。伏尔泰被激怒了，于是开始跟随一位击剑大师训练。当他认为自己有机会在一次遭遇中幸存下来时，他公开向罗翰挑战，要求决斗。罗翰和他的家人发现了这种无礼的行为，作家伏尔泰被捕了。伏尔泰没有无限期地呆在监狱里，而是离开了英国，流亡三年。

荣誉的概念是理解这种争吵的关键。荣誉是一种地位，使拥有荣誉的人受到他人的尊重。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地位。不同于现代的法律地位，它适用于各种背景，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使绅士在客厅里、在大街上和在院子里都有受人尊敬的权利。只要这种荣誉感还在起作用，文明手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好地解释一个人对他的部下和他的平辈的行为。

荣誉常被认为是精英的象征。事实上，在伏尔泰时代，只有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才被认为是可敬的，只有他们才有权决斗。荣誉使绅士有别于平民。然而，在精英群体中，荣誉意味着平等。这并不是说荣誉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和权力差距。但个人荣誉的全部意义在于，它允许所有在许多方面极不平等的绅士平等相处。在这场争吵中的每一步都是由君子之间平等、相互尊重的准则决定的。

没有反驳就忍受侮辱的人是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

每次争吵都是以侮辱开始的。即使是表面上看来微不足道的侮辱，也会被严肃对待，因为它们是对一个绅士在社会上的整个地位的对话。不尊重绅士意味着他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受到尊重。把男人称为骗子、懦夫或狗都是典型的言语侮辱，但无声的暗示、轻蔑的面部表情和不屑一顾的手势也可能引发挑战。有时候，男人会把那些在我们看来更严重的事情当作侮辱。例如，被一群走狗鞭打。这些显然完全不同形式的侮辱被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因为它们传达了同样的不尊重的信息：它们声称自己比被侮辱的一方优越，这意味着他属于没有尊严的群众，不值得尊重。

根据荣誉的惯例，接受一种侮辱就是承认它。那个不经反驳就忍受侮辱的人被认为是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因此不值得别人尊重。相比之下，冒犯者则否认了这种侮辱，并声称对任何一位绅士都应予以尊重。这是在说：你不能那样对待我，先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人! “当一位绅士以这种方式冒犯别人时，他的要求得到了来自更广泛的社会荣誉团体的支持。”来自平等的挑战是义不容辞的：绅士必须对挑战做出恰当的回应，否则就会面临耻辱。

这并不是说每一次挑战都会导致战斗。要结束争吵，关键是要在某种程度上重申被侮辱一方的平等地位。因此，大多数争吵都是通过道歉或其他解释来解决的。只有在没有道歉或拒绝道歉的情况下，战斗才是必要的。因为决斗只能在尊贵的人之间进行——绅士永远不会与不懂决斗的人决斗——所以决斗实际上肯定了双方的平等地位。

因此，荣誉之争是一种肯定或恢复平等地位的方式，而这种地位曾因不尊重而遭到侵犯。当然，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假设双方是平等的。在不平等之间，一切都变了。侮辱是不允许跨越阶级界限传播的。根据荣誉准则，来自下层的粗鲁行为应该被视为是来自孩子的不当行为:一个人可以放纵它、忽视它或惩罚它。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对它生气。同样，应该忽略来自下级的挑战。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假定了社会平等。下级没有资格对上级的行为表示不满，因此他们的不满并不重要。这不会损害绅士的名誉。在没有地位平等的地方，就没有相互尊重的规范，从恰当的角度来说，也没有冒犯的可能。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是如何尝试自己与罗翰平起平坐并在这一过程中失败的原因。罗翰没有以一种可敬的挑战来回应伏尔泰，而是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惩罚了他，突显了他的低下地位。他甚至让他的手下打他，而不是屈尊弄脏他自己的手。当伏尔泰呼唤贵族时，他要求罗翰以绅士的身份回应他，含蓄地要求与贵族平等。罗翰让伏尔泰被捕，而不是让他满意，这更增加了他的侮辱。每一次，罗翰都把伏尔泰放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证据表明这位贵族的名誉会因为这样做而受损。就连伏尔泰那些高贵的朋友也认为他企图与罗翰争吵，是超越身份的行为。在旧政权的地位秩序下，伏尔泰是罗翰的下级。这就是为什么决斗经常被视为是中世纪倒退的一种表现：精英至上。按照当时许多人的观点，废除决斗只是结束贵族阶级特权的一部分。

决斗的权利意味着当一个人冒犯别人时，才会被认真对待。

然而，历史走的是另一条路。随着法国贵族失去了威望，法国社会的地位秩序变得更加平等，决斗得以传播并兴盛起来。资产阶级开始占据以前贵族独有的社会环境，如军官团、大学和文学沙龙等。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刀枪捍卫自己的荣誉。到19世纪末，荣誉和决斗已扩展到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如果伏尔泰在100年后挑战罗翰，那么这个挑战很可能已经成功了：罗翰必须承认他和伏尔泰是平等的。这种模式并非是法国独有的。在整个欧洲，新进“平等”的人都以在荣誉问题上一丝不苟而闻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奈在《现代法国的男子气概和男性荣誉准则》中所描述的那样，那些在20世纪初之前一直在法国进行决斗的人，并非反动派，而是怀念旧政权的反动派。他们包括阶级等级制度的死敌：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为什么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会采用这种暴力的贵族仪式？社会平等意味着平民不应该再被他们过去的社会优等生当作低人一等、没有尊严的人。决斗的权利代表着当一个人冒犯别人时，他会被认真对待。在他们看来，这场决斗是他们赢得新地位的重要保障。一位辩护者称赞这场决斗是因为它“平起平坐……毫无怜悯之心”。法国记者甚至宣称，击剑艺术和决斗精神的教育“在促进平等事业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人权宣言》(1789年)所做的还要多”。冒犯的权利是平等地位的标志，也是执行这种地位的手段。

了解在决斗文化中冒犯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能解释今天的冒犯是如何起作用的吗？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荣誉决斗是一种暴力的、精英主义的做法，现在已令人憎恶。不管今天人们变得多么愤怒，他们通常会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个人对抗(简单地告诉别人他们说的话是冒犯的)；向人力资源部投诉；在公共场合谴责，就像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被嘲笑一样。

攻击的诱因也不同。把一个人称为骗子或懦夫不再是一种致命的严重侮辱。今天，当人们谈论攻击性言论时，他们通常指的是那些基于身份特征(如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而被认为诋毁或排斥他人的言论。这包括种族主义的外号和其他明显贬低的语言形式，以及不那么直接的排斥表达。黄色笑话、歌词、纪念雕像和大学对万圣节服装的规定等都是公众争议的话题。虽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之类的事情比中伤个人名誉更容易招致冒犯，但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冒犯的内容可能包括任何可能被视为贬低目标地位的内容。

我们这个时代的冒犯和伏尔泰的冒犯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尽管如此，认为冒犯是侮辱和尊重的基本观点在解释许多冲突方面比其他的主要观点更有效。

今天关于攻击性言论的辩论是在两个主要的理论立场之间进行的。第一种是“冒犯即伤害”，它认为冒犯仅仅是人们在面对自己不喜欢或不同意的言论时所感受到的一种不适或痛苦。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仅仅是精神上的痛苦，比如关于歌词、美国校园政治或好莱坞选角决定的公众争议，这不足以成为限制任何人言论自由的理由。只有真正的伤害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诋毁言论会对其目标造成真实而严重的伤害，因此对言论的限制是合理的。把这种立场称为“冒犯即伤害”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的大多数支持者都避免使用“冒犯”这个词，因为它带有太多的主观感觉。在《致命种族理论》(1993)的经典文本中，引言宣称这本书是关于“攻击性的语言，是被用作伏击、恐吓、伤害、羞辱和贬低的武器的语言”。这种模式在争论的背景下是最可信的：为立法辩护，反对最恶劣形式的仇恨言论。

在我生气之前，关键问题不是“我感觉如何?”但“这是种族歧视吗?”

这两种攻击概念的拥护者都能找到适合他们论点的例子。然而，两者都遗漏了大量的案例，其中侮辱不是伤害或者说伤害是最显著的因素。这些可以通过简单地反思我们日常的方法来识别，这些方法可以用来评估我们在攻击性言论上的对抗。当某人对某事生气时，我们如何判断他们是否正确?

要确定言论是否具有攻击性，我们必须弄清楚听众的感受。“冒犯即侮辱”的重点是演讲的内容。举个假设性的例子，当我决定是否对同事拿我的中国血统开玩笑而生气时，关键问题不是“我感觉如何？”但这个笑话是种族主义的吗?“这是一个突出的规范性问题，表明冒犯行为是对尊重准则的侵犯，而不是伤害感情。”在这些情况下，被冒犯的人不需要证明他们遭受了伤害，就可以为冒犯辩护。正如在荣誉社会中一样，攻击行为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为对象是否不平等。

“冒犯即侮辱”也更能说明我们道歉的方式。没有一个早期的现代绅士会为了避免决斗而说：“我很遗憾你有这种感觉。”在大多数当代攻击案件中，这也不是一个充分的道歉。就像在荣誉文化中一样，今天的冒犯要求对被冒犯者的平等地位给予肯定的尊重，或者证明冒犯性言论没有侮辱意味。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我的同事让我相信这个笑话不是在取笑中国人，而是对中国人的愚蠢的普遍刻板印象，那么我可能会收回我的过错。

除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日常讨论之外，“冒犯即侮辱”还反映了人们对冒犯者的整体看法，以及他们如何适应当前的历史背景。大多数对侵犯行为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那些冒犯他人的人是上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宠坏的继承人。对他们来说，民权斗争、女权运动和早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都是为平等而进行的正当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历史上受压迫的群体为争取并获得社会完全平等成员的承认而斗争。他们完全平等的地位体现在平等权利、反对歧视的法律保护以及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度的广泛规范。根据这种观点，一旦“官方”的平等得到确立，仅仅对表达性的轻视表示不满，就会被视为一种控制他人言论的不正当企图，这是一种超越平等的正当目标的行动，进入身份政治的特殊辩护和“受害者政治”。物质和社会的不平等可能会继续存在，也应该予以斗争，但争取基本平等的主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

对于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即使面对官方的平等仍然那么容易冒犯他人，“冒犯即伤害”的支持者给出了几种解释。社会学家布拉德利•坎贝尔和杰森•曼宁在他们的著作《受害者文化的崛起》中辩称，个人和多样性的分化等社会条件，会培养出对细节的敏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和法律专家格雷格·卢奇亚诺夫在《溺爱美国人的心灵》(2018年)一书中指出，父母溺爱的做法和过度保护的教育政策导致了脆弱的成年人无法处理他们不同意的任何表达。对于“以牙还牙”的提倡者来说，针对冒犯行为的冲突的原因和治疗都存在于被冒犯者脆弱的心理之中：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事情是变得更厚一些，学会容忍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争吵。

人们普遍认为，官方的平等应该足以大大减轻(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冲突。但决斗史表明，这就把社会平等与犯罪的基本关系搞错了。基本地位平等不是犯罪的解决办法，而是犯罪的一个条件。

只有当贵族们通过法律上的平等或与贵族平起平坐的某些机构(如军官团、大学)的入学资格获得正式承认后，资产阶级才能挑战贵族。官方对平等的承认使他们能够通过决斗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捍卫自己的平等地位。当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等级划分完整无缺时，资产阶级的人就不会想到冒犯那些比他们优越的人。官方的平等建立了人们可以要求尊重的道德规范。平等使他们的皮肤变薄。厚脸皮是给不平等的人的。

目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成员越权行为的泛滥已经引起了许多焦虑和不安。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真正的恐惧，那就是他们可能会被喊出来，这导致了一种感觉，对冒犯的担忧如此之多，代表着一个更加挑剔和窒息的社会的回归。“失礼即侮辱”并不能否认这会使社会关系更加紧张，但它增加了另一种观点。决斗的历史表明，人们如此严肃地对待冒犯行为，这本身就是进步的标志。对于有荣誉的人来说，当一个人冒犯别人的时候，别人会认真对待他，这是平等的标志。

“冒犯即侮辱”的说法表明，今天那些冒犯别人的人不应该被认为是异常脆弱的。他们是敏感的，但只是因为他们坚持尊重，根据我们的地位平等准则，他们应该得到尊重。伏尔泰作为受迫害的牛虻，在支持言论自由和反对犯罪方面最常被提及。然而，挑战罗翰的伏尔泰可能会站在争论的另一边。他冒着生命危险，因为敢于挑战上流社会上流人士的蔑视而遭受迫害。如果冒犯是关于侮辱，那么今天那些冒犯的人可能会像早期的资产阶级二重唱者一样，在被强迫忍受了那么久之后，他们开始站在自己的骄傲心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