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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被外界的力量剥夺了自由，自尊，语言，信仰，爱人，以致一无所有时，他还能靠什么活下去？
在读到蒋韵的小说《红色娘子军》时，让我想到了另一部小说，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赫塔·穆勒的小说《呼吸钟摆》，它讲述的是一个二战后被流放至劳改营的17岁少年的故事，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在身体和精神都接近奔溃时，他通过数自己的呼吸，来熬过那一个个绝望的日日夜夜，同时支撑他呼吸的是记忆里的年少时的家，和家里的母亲。
《红色娘子军》里的学长也遭遇了监禁，曾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信仰，后来只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支撑他熬过11年牢狱生涯的爱人，却早已与他阴阳相隔。他一夜白头，余生在孤独和麻木中度过。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或许只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才能体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年轻时的学长外形俊朗，有着一双如启明星一样聪慧明亮的眼睛，他有着经济学人的聪慧，又带着饱读诗书的浪漫气质，这样的人放在和平年代，多半是社会的精英人士，有着无限上升的潜力。可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他自身的出类拔萃，势必会变成一种推力，推着他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就是那个《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式的指路人，心中装着的是人民大众，装着的是左翼的革命思想。
或许是诗书里的柔情浸润了他，也或许是他本就是个多情的人，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只爱花花草草的娇嫩柔弱的女孩，唐美玉。叱咤风云的学长一边做着革命的“伟大事业”，一边借着女友的眼睛也看到了世上琐碎微小的美。
校园里流传着一个关于“鬼”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一个禁欲的时代，同一栋楼的楼上的男生爱上了楼下的女生，但他们无法见面，为传递彼此的思念，女生每晚要做一碗红豆粥，放在男生从楼上垂下的小竹篮里，如此日复一日，直到某一天，男生有机会去找女生了，却被告知女生已去世一个月。那每晚送上来的红豆粥是女生化为鬼后做的。
学长为这样幼稚的故事捧腹大笑，谁曾想，在十几年后，年少时射出的那支箭不偏不倚正中他的眉心，他做了和那鬼故事里的男生一样的事，只是他期待的鬼再也没来过。
在那个严峻紧张的时代，站在风口浪尖的学长被捕了。唐美玉疯了一般地找他的恋人，像个游魂一样游荡在校园、街道、码头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她每晚都去同一家店去买同一款芋头糕，那是学长爱吃的。她带着芋头糕走在大街小巷，寻找着一只从某个窗户下吊下的竹篮。因为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俩走散了，他就在窗口垂一个竹篮，尽管那是他的玩笑话。
在经历了一次次落空后，唐美玉将芋头糕抛进了黑暗的大海，她一向对黑夜和大海心存敬畏，那是和上帝一样的存在，她祈求大海能将芋头糕带给她的爱人。又过了些日子，唐美玉把自己也抛给了大海，因为只有大海能把她带到爱人身边。
十一年，学长在监狱里的每日每夜，都是在回想中度过的，记忆里她的面容，她的微笑，她的忧伤，都是他活着的动力。可当他出狱后，得到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打得他一夜变老。
十一年的时光，外面的世界彻底变了，他的精神世界也彻底崩塌。他曾经为之不惜献身也要守护的信念，如今却成了人们口中的笑谈。
“汉语不再是禁忌。甚至，变成了学校里必修的语言，它不再需要谁去为它牺牲和献身了。它变成了堂皇的困难，让如今的年轻人望而生畏和头疼。还有谁需要记得它蒙难的昨日?”
生命一下子变得很轻很轻，使他难以承受。而曾经那些生命的重，又害得他失去自由，失去爱人，变得一无所有。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尽管他才四十几岁。当芭蕾舞剧团过来表演《红色娘子军》时，台上那些年轻漂亮的面孔丝毫演绎不出当年的红色激情，然而那鲜血的底色，依旧唤醒了学长的记忆。走出剧场，学长匆匆走到外面一盏路灯下，再也止不住地嚎啕大哭。
学长的后半辈子过得低调宁静，结婚成家，工作卑微勉强养家糊口。他不再喜欢芋头糕，却喜欢上了喝酒，有次喝醉了，把一个不锈钢烧锅垂到窗外，可惜没有芋头糕，也没有鬼来光临。
对于学长来说，信仰崩塌，爱人离去，他要靠什么来活呢？他曾经爱着人类，想要为很多人谋得尊严和权利，可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就像做了一场红色的梦，而他大部分的人生，其实都在做一件事，那是对唐美玉的爱和思念。人活着，不必追求某种意义，或许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就像《呼吸钟摆》里劳改营内的少年，失去一切后，至少还有呼吸的自由，而支撑他们呼吸的是爱的回忆，那是具体的一个人，少年的母亲，学长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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