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得性启发式
人们在估计某类别的频率时是怎么做的？（比如“60岁后离婚的人”或“危险的植物”）
答案是：人们从记忆中提取该类别的事例，如果提取过程轻松流畅，则判断该类别较大。我们将可得性启发式定义为“以想到事例的容易程度”来判断频率的过程。
与其他关于判断的启发式一样，可得性启发式也是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你想估算类别大小或事件频率，回答的却是容易想到的事例。替代问题必然产生系统误差。你可以发现，启发式是如何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导致偏差的：有些因素让你很容易想到相关事例，你列出的是这些因素而非频率。你列举的每个因素都可能是偏差的来源。以下是几个例子：
• 一个显著的事件很容易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好莱坞名人的离婚事件、政客的性丑闻事件备受关注，人们很容易想到这些例子。因此，你可能会夸大好莱坞名人的离婚率和政客性丑闻的发生率。
• 戏剧性事件会暂时提高该类事件的可得性。媒体的飞机失事报道会暂时改变你的乘机安全感。目睹路边着火的车辆，会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容易想到事故。那段时期，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 自己的经历、照片和生动的事例比别人的经历、单纯的文字或统计数据更容易回想起来。一次影响你个人的司法误判会比你从报纸上读到的类似事件更严重地打击你对司法系统的信心。
抑制这大批量潜在的可能性偏差是有可能的，但会令人厌倦。你必须重审自己的印象和直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青少年盗窃是重大问题，是因为社区最近发生了几起青少年盗窃案吗？”“我觉得没必要接种流感疫苗，是不是因为去年我的熟人都没患流感？”对偏差保持警惕是件苦差事，但可以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因而是值得的。
一项最著名的可得性研究表明，意识到自己的偏差有助于婚姻的稳定和谐，也可能有利于其他合作项目。研究人员询问几对夫妻：“在保持家庭整洁方面，你的贡献占比是多少？”受试者还回答了类似的问题，比如“倒垃圾”“组织社交活动”相关的问题。夫妻自我评估的贡献合计是100％、更多还是更少？不出所料，自我评估的贡献加起来超过了100％。可得性偏差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夫妻对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记得比对方的更清楚，可得性差异导致频率判断的差异。偏差不一定代表为自己谋利：受试者也高估了自己引发争吵的频率，尽管这一比例低于产生积极结果的自评比例。（回家讨论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在团队中也可以观察到可得性偏差，很多团队成员觉得自己做的比分内工作多，个人贡献没有得到他人的充分对于个体控制偏差的可能性，我的态度通常不乐观，但这次是个例外。我们可以成功消除偏差，因为功劳分配问题很容易识别。如果好几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往往会出现紧张局势，此时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了。有时，仅仅观察到大家的功劳合计经常超过100％，就足以让人释怀。不管如何，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总是有好处的。你偶尔会做一些分外工作，但其他团队成员也有同感。
可得性心理学
20世纪90年代初，对可得性启发式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以诺伯特·施瓦茨为首的德国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要求列出指定数量的例子，会如何影响人们对某类事件发生频率的印象？想象自己是该实验的受试者：
首先，列出6个自己行事果断的例子。接下来，评估你的果断程度。假如要求你列出12个自己行事果断的例子（大多数人觉得很难列出这么多），你对自己果断程度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吗？施瓦茨及其同事观察到，该任务可能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增强你所判断的自己的果断程度：
• 想到的事例数量。
• 想到这些事例的容易程度。
列出12例的要求使这两个决定性因素相互排斥。一方面，你刚提取到一些行事果断的例子。另一方面，想到前三四个例子可能很容易，但想到12例中的最后几例很难，回忆不再流畅。哪个更重要？提取数量还是提取的轻松度和流畅性？两个因素对抗的结果显而易见：列出12例的人判断自己的果断程度比列出6例的人低。此外，被要求列出12例优柔寡断行为的受试者，最终却认为自己很果断！如果你很难想到优柔寡断的例子，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一点儿也不优柔寡断。容易想到的例子影响了自我评价。提取速度快比提取数量多带来的体验更好。
心理学家喜欢能产生矛盾结果的实验，他们兴致勃勃地运用施瓦茨的发现。例如，人们：
• 在回忆多次（而不是少次）骑自行车的经历后，认为自己骑自行车的次数反而少了。
• 被要求用更多论据支持选择时，对选择的信心降低了。
• 列出更多防范措施后，对事件的可规避性更不自信了。
• 列出某部车的诸多优点后，对其好感度降低了。
谈谈可得性
“由于上个月有两架飞机坠毁，她现在更愿意坐火车。这真是愚蠢。风险并没有真正改变，这是可得性的偏差。”
“他低估了室内污染的风险，因为媒体很少报道。这是可得性效应。他应该看看统计数据。”
“她最近看了太多间谍电影，所以感觉阴谋无处不在。”
“这位首席执行官连续数次成功，因而不容易想到失败。可得性偏差使她过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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