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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菜场的时候，我口袋里只有22块钱，这还得算上角币。我计划买点白萝卜和排骨，还想带点水果回去，但这钱实在让我没有底气。走到猪肉摊的时候，我心里十分忐忑，买肉可不像买别的，多了可以捡出去，就我的经验来说，一般砍下来的就得卖出去。
我指着那小块的问老板，这边上的两根大概多少钱？他说不多。我想他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又补了一句我怕带的钱不够呢。他看了看我，大手一挥指着墙上的二维码说，呐，微信也是可以的。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把我从没钱的尴尬中解脱出来了。爽快的付完钱，我又去了水果摊，发现除了微信，人家还开通了支付宝，付款方式更加多样化。
这些小买卖的老板看起来与我的父母年纪不相上下，年经一点的也在四十五岁上下。我不禁把他们拿来与家乡的人们作比较。我父母那一代人中多数对钱的收入和支出非经手摸眼看才肯相信，其中家庭妇女尤为如此。你要让她接受这扫一扫钱就来了或去了，她反过来劝你不要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倒更大。更有甚者连银行也是不信的，宁可把钱埋在地底下的罐子里，你要说她是像葛朗台一样享受看着和摸着钱带来的乐趣，我是绝不相信的，因为这光是挖出来一次就很是费力。
若不是所处的环境在进步，这些与父母年纪相近的摊主们大概也与我家乡的人们一样看待钱的交易和存储。
其实，当上海街头一夜之间出现了很多橙色或黄色的自行车时，我就在想这城市与我家乡的区别。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我出生的那个小城市的人像疯了一样，几乎家家户户有在考驾照的人，我起初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像当年的电脑、手机一样，指不定哪一天小车也普及了，驾驶也就变成了一项应当掌握的生活技能。不过随之而来争先恐后地买小车却不能叫人愉快了，逢年过节小小的街道上汽车拥堵、喇叭轰鸣，走上一趟亲戚若还是骑着摩托车去的，倒显得有点寒碜。此时小车的价值已不在于代步，而是标榜成功和有钱。
昏头昏脑地过完年出来，却发现一种叫mobike和Ofo的东西正以“提倡低碳出行”的理念流行于各个阶层，拿出手机对着自行车头或车尾的二维码扫一扫，便能花上个五毛、一块的骑上很长一段路程，比起打的的费用、公交的时限以及地铁的固定性，这种随骑随停的自行车倒是方便了很多，更不要说还能锻炼一下久坐的屁股和双腿，沿途欣赏风景观察自已生活工作的城市也是很好的体验。
其实这些都只是很细小的方面，要说真正对我产生冲击的还要数刚来这工地上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从小到大成绩都不大好的人，对会读书的人一直怀有敬畏之心，认为他们聪明能干、智力超人，哪怕往人群里一站也能自带光环一般地显出与其它人的不同。我们村里读书最好的要数堂哥，我从小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表扬，他上小学的时候与大人下军棋、象棋就很少输，我怎么也搞不清楚的鸡兔同笼问题在他这个奥赛常将眼中简直不值一提，预录进了重点高中，最后考上的武汉理工大是我目前知道的村里孩子考上过的最好学校。他简直是一个神童，我觉得大人们是这样认为的，我小时候也这样坚信。
我后来走出家乡来到这工地上，发现了一堆会读书的人！武大、同济、青岛理工、重庆理工等等，我堂哥那样会读书的人竟然这么密集地存在着，太不可思议了！与其说欣喜，不如说我受到了巨大的惊吓，我是很不自信的，甚至觉得自己连说话、走路都可能会暴露了不及他们十分之一的智商。我把这些焦虑告诉了妹妹，她开导我说能与这样多优秀的人一起共事，正说明你也不差啊。我虽然不敢认同，但心里也好过了许多。这才慢慢地发现，这群读书很厉害的人也吃饭、睡觉、讲笑话、追泡沫剧，长相上也没有显出与常人的不同，有时候我那点儿文笔还能在这些理科生中占一点上风，心态也慢慢放松了很多。很难说，如果我继续待在家乡，听着堂哥的传说投射下的阴影，最后会把自己缩小成什么样子。
我不是绝对地认为大城市种种好过小城镇，比如它的生存压力也是无法想象的，你要说自己月薪几千块感叹北上广 的亲戚月薪上万，想一想中介门外十万一平米的房价我只能报以微微一笑。它的快节奏也远不如小城镇里的闲悠叫人自在，但我依然喜欢这里。
早些年看《蜗居》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海清反问想要回老家的海藻，老家在东方明珠吗？老家有博物馆吗？答案是否定的。很显然在扎根于大城市能享受到很多优秀的资源，比如好的公共设施、优质的教育理念和师资力量、高回报的生育保险、大量免费借阅的藏书等等，我目前了解到的十分有限，但这已是不小的吸引力。然而就现在来说，我没有能力在此落户，我在这城市的角色不过是谋生。不过受着这大环境的影响，觉得自己视野开阔了些，对这世界和人也多了些包容，好比各色人种见得多了再不会见着个洋人就频频回望低声议论； 穿裙子和棉衣的人同时出现或是梳小辫的男人经过也不会多事地骂上一句“神经病”，归根到底那是别人的生活，与你无关；我所在的城市就是这样百花齐放，而我作为一个小角色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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