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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那一年，我家发生了重大变故。
爸爸被错误地划成“历史反革命”，遣送原籍山东老家。我的爸爸妈妈，一个姐姐刚满20岁，四个哥哥都正在读书，我，还有小我2岁的幼年妹妹，共9口人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
其实，我家是10口人，不是9口人。唯独大哥这次变故中幸免，没有在被遣送之列。那时候，他已参加工作，1968年，为支援三线建设，抽调到了陕西的一个城市工作。
我那时还很小，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但，作为父母会是怎样的一种内心纠结，愤懑、不甘和无奈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许不懂，他们可能会说，那不就是搬个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可知道，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
那个时代，国家二元城乡户籍政策，使城乡差距巨大。在城里，父母挣工资，每月每人有28斤粮食供应，有粗粮，也有细粮。副食虽说不能自由，但凭票供应，每月也能有些荤腥。
到了农村，一切都变了，秋后生产队分你什么，你才能享受什么。
老家山东那地方，种粮食是一年两季，秋天种小麦，第二年端午节前后收割，收完小麦后，再栽地瓜，也种玉米，但种的少。地瓜才是当地的主食。
小麦收割的季节是农民们最忙最累时候，天气炎热，成熟的麦子，晴天收不及时，会掉粒，雨天收不及时又会发芽。
麦子磨成白面是细粮，分的少。农民们分到麦子后，都不舍得吃，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事来客人时才能吃上白面饺子，面条或馒头，过日子仔细的人家，都在缸里储存、攒着，为给儿子换媳妇用。
秋天收完地瓜需要晒地瓜干，那个时候条件不好，没有烘干设备，切完晾晒的地瓜片都是放到河滩鹅卵石上，靠自然风干。晾干后的地瓜干就可以储存起来，吃的时候，磨成面粉。地瓜干磨成面粉看着也是白白的和白面比差不多，做熟了，黢黑绽亮，口感也不佳。
妈妈是位勤劳的女人。她会定期将地瓜粉烙成煎饼，烙完的每张煎饼，都整齐地叠起来，放进专用的缸里，方便随时拿着吃。新烙的煎饼最好吃，时常想念，每每妈妈烙煎饼时，在鏊子下的火里再给烤点咸干带鱼，卷到煎饼里吃，特别的香。夏天，煎饼储存不好时，吃到接近缸底，缸底有时返潮，煎饼就会发霉，长绿毛，那她也不舍扔掉，因为粮食太稀缺了，她就会用湿毛巾把煎饼上的发霉绿毛擦去，留着自己吃，不给家里的其他成员吃。
记得我上学后，中午放学回家吃饭，遇到大人下地干活不在家时，就会从家里的碗柜里拿出一只空碗，找到家里的荤油坛子，挖上一羹匙荤油放空碗里，再倒点酱油，用暖壶里的热水将荤油沏开，拿妈妈事先放缸里的煎饼泡着吃，也是一餐美食。挖荤油也是有技巧的，要往坛子底处挖，能挖到油梭子，和坛子底部盐，葱花，吃起来会更香。
在农村生活，是需要劳动力的。我家的9口人，当时只有爸爸和姐姐能算是劳动力，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由于人口多，劳动力少，分的粮食就少，根本不够吃，特别是我那些正在长身体的哥哥们，处在最能吃的时候，挨饿是常事，靠亲戚朋友接济也是常事。
在亲戚里面，接济粮食多数是粗粮，最难忘的是花生米。花生米当时可是稀罕物，其营养丰富。生活在东北的关里人都知道，如果过年时能收到关里老家用布缝制的类似小枕头的，里面装了2斤花生米的邮包，是非常大面子的事了。家里花生米，白天是不敢炒着吃的，一怕白天邻居串门遇到，二怕花生米香味飘散出去。老家那地方的告密文化盛行，容易惹事，毕竟爸还是“反革命”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把我们几个儿女，从熟睡的被窝里叫醒，在一个个小手心里，放进几粒她刚刚炒香，还带着余温的花生米，那是最难淡忘记忆……
随着自己一年年长大，也能为家里分担一点点劳动了。挖野菜喂猪，拾草是那个时候放学后经常做的事。
山东老家烧的也是一大难事。我家住的那个庄，没有山地，柴禾是稀缺资源。做饭用的燃料需要买煤，哪里有钱买煤烧，都是烧庄稼的秸秆，那时是生产队，粮食不是你的，秸秆当然也不是你的，不够烧，都得去野外用自制的多齿耙子搂草烧。放学后，拿着耙子、筐和庄里的小伙伴到野外拾草。孩子们在一起天性贪玩，打闹，待到饭口该回家时才能想起来正业。野外哪有那么多的草可捡拾呢？到处都是光光的，也不知道被捡拾了多少遍，只有坟地里的草能多些，特别是坟头上草多，把坟头抱下来，往地上用力一摔，连同那一堆草根，很出货的。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也不知道是不是曾经掀过自家祖宗的坟头。筐再拾不满时，弄些草棍来，撑在筐底下，把草放到草棍上面，显得筐拾的满满的。这样年纪轻轻就会作假，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哪个小伙伴的主意了。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如今再回头想想看看，恍如昨日。感恩父母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对我们这些子女的精心呵护，也感恩曾经资助过我们的亲戚朋友。
在今天这个（2月19日）日子，也以此文追思一位慈祥的老人，一颗不朽的灵魂，深切缅怀他，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解决了我们的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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