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朱朱哥弟
一、写“真”记“实”，善取典型
写“真”记“实”。除了文学的审美性，还有一定的实用性（记实功能和写实手段）。一般不大容易编织曲折、完整的故事，也不能老是依靠自己的抒情、议论来代替事实说话。文章的思想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只能决定于作者识别、挑选材料的眼光以及对有关细节描述、刻画得准确生动程度。
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中的《琐记》一文，从题目上可以看出，文章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也不大会有中心人物。作者落笔就提到一位“衍太太”，在当时孩子的眼光中，她是一个“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人，因而，孩子们都喜欢到他那里去，我也不例外，连自己父亲过世以后家道中落的种种苦恼也愿意向她倾诉。衍太太对此一如既往地作出一付关心体贴的模样，鼓动我回家搜寻母亲的钱财首饰，说是“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的么”。我并没有这样做，但外面却传开谣言，说他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
文中所写的这些事情看来零零碎碎，但却真切生动刻画出了一个惯会弄虚作假，专以愚弄、伤害别人为乐的小人形象。正是出于对当时社会上人与人关系中的这些虚假、丑恶成分的强烈憎恶，作者终于跨出了决心追寻“别一类人们去”的新的人生步伐。
善于取材，是写好记人、叙事散文最基本的条件。如上海《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十日谈》专栏，曾经刊登过一组《将军轶事》，其中一篇写韩先楚将军1981年返乡的情景：1981年10月29日，韩先楚将军返乡探亲。将军家为湖北红安县新建乡吴家嘴村。村前有一汪水塘，一座山岗，一棵百年大枫树，树冠遮天蔽日。乡人遇大事常于此集会。将军车停树下，乡亲簇围如堵。一七十老汉头戴破毡帽，身披破棉袄，脚登破草鞋，见将军下车大呼：“祖宝（将军小名）”将军急上前，当胸一拳：“陈尊友，你还没死啊！”老汉对曰：“你小子官当大了，不认人了。”将军仔细打量儿时好友，笑道：“你小子，咋球搞的，几十年了还是这个老样子！”老汉对曰：“你这个官咋球当的，几十年了还让我这个样。”韩先楚将军秘书杨旭华言：见了陈尊友老汉后，将军一日沉默无言。离开家乡时，将军对乡亲曰：“没想到解放30多年了，乡亲们还是这个样子，我韩先楚对不住你们，共产党对不住你们。” 韩先楚将军任兰州军区司令时，某日回乡，大雪。将军见家乡人破衣烂衫，难以御寒，心中格外沉重。当晚召秘书指示，给兰州打电话，调一批大衣、棉衣、棉被来。秘书问将军，这钱从哪儿出？将军答：“从老子的工资中出。”秘书曰：“工资怎够？”将军曰：“老子的工资不够，从我儿子的工资出，儿子的工资不够，从我孙子的工资出。”秘书不敢再问，急办。
在记实写真前提下，认真注意材料自身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这就是记人叙事散文所要求的“善取典型”的主要意思。这和一般文学作品的典型化要求不同。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可以通过“嘴在浙江、脸在北京、杂取众人，合成一个”的艺术概括手法，实现虚构与真实的统一。记人、叙事散文则应充分发挥类似摄像机的特点，以作者自己的敏锐眼光和准确细致的笔触，展现生活中自有的美好事物或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现象。
二、“人”见性格，“事”有波澜
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是记人、叙事散文的基本内容或主要任务。
事件的叙述，即要交代明白，起讫自然，能给人以清晰完整的印象；又要有生动的细节和情节波澜，能让读者有滋有味地看下去。同时，故事的叙述还要为表现、刻画人物服务。因为，事情总是人做出来的。而人的一言一行，又总是受到他自己的思想、个性、生活环境，其中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只有写出人们的思想性格特点及其行为逻辑，他们所做事情的具体原因和社会意义，才能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解释。
记人、叙事散文不能编造故事，也不能单凭作者自己的艺术形象塑造人物形象。他们只能通过对与真实故事情节的梳理、剪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有关人物为什么能有这些作为的具体原因，再给以准确而生动的表现。
举例说明：《春秋》和《左转》上都曾写过的事件为例：
公元前684年，齐国进攻鲁国。当时的情势是：齐国大，鲁国小；齐国强，鲁国弱。但结果却是鲁国打败了齐国。《春秋》中对于这一战役的记述十分简单，只有寥寥十来个字······
（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败齐师于长勺。
从这样的文字来看，指挥这场战役并取得胜利的核心人物自然是鲁庄公了。可是《左转》里的一则“曹刿论战”，对此却作了迥异其趣的描述。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选自《十三经注疏》本《左传》
稍一比较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不仅是内容此详彼略，更在于中心人物的更换。它反映出《左传》作者对于这场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意义和独特认识。
从文章的具体写法上来看，作者落笔就借曹刿之口提出“远谋”二字，既贬斥“食肉者”的无能，也突出了曹刿的主要品格特征。作者写他战前非常重视政治动员工作，从分认识到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临战时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把握战机；战后对于战斗经验的分析总结，更可以看出他那知己知彼、料事如神的深谋远虑。至于对这场战争实际进程的描述，一共只有“战于长勺”、”齐人三鼓”、”齐师败绩”、”遂逐齐师”、”既克”等及其简短几个字。这样主次分明、详略得体的遣材用事，极其鲜明、生动刻画出曹刿过人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不仅准确地记述了一场战例，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极富文学价值的千古名文。
记人、叙事散文的题材处理或情节展开，离不开对于矛盾冲突的捕捉。有了矛盾，就会有摩擦、有斗争，以及矛盾双方的力量消长和关系变化。它们往往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或是显示其性质、意义的主要依据。善于选择这样的题材，既能出人意外，又能合乎情理地展开矛盾，解决矛盾，文章的波澜起伏就等于有了丰富的水源和强劲的风力，文章情节的曲折生动和思想内容的丰富深刻性也容易得到有机统一。就以人们都很熟悉的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故事为例——
这一部分文字所以脍炙人口，就与作者对于历史人物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的准确把握和精彩表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鸿门宴》故事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刘邦和项羽。刘邦素有大志，但在当时处于极盛状态的项羽面前，不得不低声下气，自蹈险境。一为刀俎，一为鱼肉，这情景本来就够紧张的了。何况还有范增、项庄等人，一心想置刘邦于死地。形势之危机，简直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只是项羽集团本身也非铁板一块。项伯受了刘邦的拉拢，一直为他充当着保护伞的角色。再加上刘邦本人的巧于应付，致使项羽迟迟下不了当场杀害刘邦的决心。整个宴会过程的气氛，也就始终处于一种箭在弦上而又引而不发的矛盾纠葛中。末了刘邦总算安全脱险，紧张气氛似乎得到缓解。但他回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部下向项羽偷送情报的左司马曹无伤立即杀掉。这一举措本身就是表明他要于项羽继续较量到底。眼下这一回合的收兵不过是下一回合重新开仗的休息、准备罢了。正是通过对于这一连串矛盾冲突的组织安排，整个故事才充满了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与一波三折的戏剧性变化，同时也为人物的形象塑造与性格刻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有些文章材料，不一定含有对立双方的非此即彼、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但也可以写的跌宕起伏，曲折生动。这往往和某些叙事手法、描述技巧的成功运用分不开的。譬如，人们认识事物，总得有个过程，有时受到假象的迷惑，还会产生错觉。表现这类题材，就可以采用“欲扬先抑”或“欲抑先扬”的写法，抓住“假象”、“错觉”的产生和消长过程制造波澜。又如，在描述一个意外事件即将爆发之前，先把当事者对此尚未觉察或毫无防备的情况有意识地作点渲染，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紧张，推动读者更加关心有关事件或人物境遇的未来变化。这就是“张弛结合”写作手法。还有像对比、反衬等等，则是对有关对象、材料间的正反、异同关系的把握利用。或形成反差，或相映成趣，只要使用得当，都能受得好的效果。
譬如：有篇“回乡见闻”，记述一位学生寒假回家，得知和他们同住一村的副乡长明天娶媳妇，自己家里正在为如何送礼的事发愁。这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很有普遍意义的人际关系中的矛盾纠葛，能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也是滋生不正之风的一种温床。这位学生的家境并不富裕，但囿（you，局限）于习俗，只能硬着头皮同意代表全家去送礼。第二天到了副乡长家，送上红包，原想坐等好酒好菜上桌，饱餐一顿。不料主人家只是清茶一杯，喜糖两袋，介绍新郎新娘与来宾见面之后婚礼就结束了。这下子可把这位学生气坏了，连连咒骂副乡长贪婪、刻薄。可是回家后打开糖袋，除了喜糖之外，居然还掉出一张大额纸币，原来副乡长把各家的贺礼都塞进喜糖袋里给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这是一个喜剧性的误会。但他采取的方式，却又有沿袭旧俗的假象。作者巧妙地抓住了这一“关子”，先是一味渲染“我”的误解，刻画他的揣度和不满，在读者心中制造一个悬念。就在整个故事情节的展开仿佛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突然一笔挑明真相，使人顿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欲扬先抑的叙事技巧，显然比从开头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新事新办”的写法更能给读者留下生动、深刻的印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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