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一：理之通行便是“道”

《传习录》一一：理之通行便是“道”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君’，即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盛，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言“性即理”的朱熹也好，讲“心机理”的王阳明也好，都在试图寻找一条解决天下各种复杂问题的通行之道，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将这个“道”与天理连缀起来，不同的是，朱熹认为“性即理”，要通过格物向事物上去求这个天理。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这个天理无需向外物求，只需在事上去练自己的心，在“去人欲，存天理”的方向上求得“天理”在本心的充满。

借助徐爱问及自己对于王通和韩愈的看法，王阳明深刻追溯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来由。

王阳明旗帜鲜明地表明，相对于文人中的英雄韩愈而言，王通更能代表圣贤精神。一切思想文明向上追溯，都很难绕过孔子。孔子作为集大成者，成为中国文人的根本源头，阳明心学自然也不例外。王阳明之所以力挺王通，是因为王通回应了孔子的忧虑——“虚文胜而实行衰”是天下大乱的病根。因此，他老人家强调自己“述而不作”，对自己的言语科高材生子贡讲“予欲无言”，骄傲于“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天下的病根是虚文太盛。

一千多年后，重振孔孟学问的王阳明，怎么能不意识到虚文之害呢？他一方面肯定韩愈是文人中的英雄，另一方面却认为文人韩愈远不及实行派王通。

王阳明力挺王通，不是因为王通姓“王”。是因为王阳明在自己的头脑中做了思想实验：假定有人圣贤如孔子，假定他处在王通的处境上——秦汉以来虚文再次占了上风，致使天下大乱。王阳明深信，即便孔子再生，也会如王通一般“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抬高乱纷纷虚文中那些有价值的思想言论到经典的高度，然后贬抑其他虚文使之失去价值和市场，从而自然消亡。实际上，孔子当年删述《六经》，其实也是贬抑虚文的用意。

孔子之所以讲“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之所以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都是出于同一种忧虑——虚文太重先伤实行，而后祸乱天下。

王阳明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删《三坟》之类的上古文章经典，是为了避免后人“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太古之俗”——最终陷入佛老学术。之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所以以身率弟子始终不谈桓、文之事，骄傲于“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就是避免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细节容易让后人避重就轻，远离三王之道而争修雄霸伯术。

佛讲“不立文字”，《道德经》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其发心而言，与孔子无二。只是他们讲得更决绝——用决绝的虚文去匡正虚文。孔子不讲那么多，只是去“实行”——删《六经》以去虚文。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行得通的才是“道”，不实行，仅靠虚文，哪里能觅得“道”的踪迹？

一句话，理之通行便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