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之晚清一代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二十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二十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大时代之中，书写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就等于在书写我们自身。”

——许纪霖

二十世纪已经远去，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时间轴上，回望那段历史，与中国人而言它留下的是伤痛、是抗争、是群策群力去创建一个新中国，以此我们去告别几千年王朝史兴衰交替的六道轮回。在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我们不得不关注到始终处在时代前沿，为探求真知而不懈努力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历史自然而由这一代人来书写。

在这方面许纪霖先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时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缺乏独立人格，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我认为这与“实用理性”这一中国传统的心理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二十年代新文化阵营的分裂的原因之一，这是一段未完成的启蒙。而在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时，许纪霖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更确切地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而这六代知识分子，都是围绕五四和文革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为中轴，前三代和后三代，他们都各自以不同的身份分别参加了这两个运动，由此影响到了他们的思想、选择。

如果赞同许纪霖先生的分法，以下对第一代知识分子（晚清一代）做以具体论述：

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也可作为我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结束。代表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严复、谭嗣同。他们多出生在同治年间，自幼受中国传统教育、其中多数参加过科举，有的甚至入朝为官如：蔡元培光绪十五年(1889年) 举人，授翰林院修编。而至青年甚至中年，开始接受西学熏陶，之后开始在中西学之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如：谭嗣同、章太炎），虽然在中西学之间暧昧不清，但作为“通才”这是他们区别于以后五代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

（梁启超）

在从咸丰年间开始的学习西方的热潮在他们这一代人中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如：严复，他的译著，已经完全超过了学习西方‘器物与制度的对立’而达到哲学的高度，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套完整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把进化论、经验论的认识论带到中国，给中国人以崭新的世界观。这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进化论观点都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信奉。又如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日本，以其笔锋常带感情的话语，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对后来的五四一代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

（章太炎）

在政治思想、运动方面，这代知识分子可分为三派，而就是这三派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直接参与了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改良失败，而直至最后他们二人也没有走出改良的轨道，以致参加后来的复辟活动。二、以谭嗣同为代表，他虽参加戊戌变法牺牲，但他却是站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人，“谭在中国近代应是激进派和激进思想的最早代表，他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真正先驱。”这是李泽厚先生对他思想的评价。而后1901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则是谭嗣同思想的具体实践。三、以章太炎、蔡元培为代表，以1903年为界革命思想与改良思想划分界限，这一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都在这一年发行，“苏报案”也在这一年，更为重要的是“拒俄运动”成立了青年会，而从中走出来的黄兴成立“华兴会”、龚宝铨、蔡元培成立“光复会”仅是第二年的事，而相距这二者成立“中国同盟会”也仅差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