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我绝没有预料到，这个晚宴规格是这么高。
晚宴上，我发现这次对外交流，的确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因为来了几个重量级嘉宾，其中包括时任副委员长、政法委主任、社科院院长等几位高级领导。按照顺序排位，老岩和我排在最后。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高规格的晚宴，虽然是非正式活动，但一般人一定会很紧张的。
不过我好像并不紧张，甚至很是放得开，餐桌上原切牛排算是顶级，仗着自己年青体壮，闷闷地、但绝对是假装彬彬有礼地大快朵颐，悄悄地干掉了三大块，每块估计有四、五两大小。
让坐在附近的社科院长唏嘘不已，悄悄地对我这个年轻的大肚汉伸出好几次大拇指。
这次晚宴纯属私人礼仪性质，但规格有些太高了。这个戴维到底是什么来路，居然有这么多国内重要人物来和他告别，我当时想，绝不是“面子”这么简单。
在和戴维外出轻松了游览的时候，我咋就没有和他多了解探寻一些呢，这样我好有的放矢，好好“经营经营”这次外宾来访的活动，尽可能把单位的利益最大化。
主要还是太年轻，太缺乏经验。
这种家庭式的晚宴，还有一个“雪茄”时间，所有男人都被邀请到一个雪茄室，分享古巴顶级大雪茄。
在这里，气氛完全轻松下来，大家三三两两自由交流，我的外语这时候得到发挥，其实那几个重量级人物，外语都是顶呱呱，只不过人家的身份在那里，不轻易用外语直接交流，我往来穿梭，不停地给大家翻译。
享受雪茄需要一些礼仪，我一点也不懂，怕露怯，不敢吸，在诱人的味道下，只能忙着我该忙的事情。
整个晚宴和后面的活动时间，轻松自在，几个贵宾，很快就起身告辞。
我们也不敢滞留，随后也是告别，坐着单位那辆老式上海牌轿车，回来了。
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老岩，这次戴维到调查所参观，到底是为什么，您有什么目的。
他回答的很含糊，这让我清楚，他对外宾的这种造访，确实也是准备不足，比我还懵里懵懂。
80年代后期，中外交流在北京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但具体到单位，还是不会利用交流的机会，为自己赢取最大利益。相反很多单位本着“远来就是客”这种思维方式，在接待过程中，很难做到双方公平获益，合作共赢。
我觉得导致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无外乎两方面：
一方面是主观的，封闭时间太久，大家太缺乏国际交流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员交流，缺乏泱泱大国的那种自信，有点盲目，难以摆正我们自己应有的那种位置；
另外一方面是客观造成的，我们落后了，需要技术、资本、管理、制度建设等，总而言之，我们太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了；同时，一些对外政策、原则、纪律的约束，不能说对外政策、原则、纪律不好，只是一些不合时宜而且落后的“管卡压”性质的限制，确实捆绑了自己，放松了别人。
当然，这仅仅是我在毕业以后第一次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一种主观体会，而且从那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对以后所接触的外宾外商或其它对外人士的交流，始终保留着自己的原则，绝不盲从。
我的原则是，他们老外也是人，也有需求，到中国来绝不是当“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无利不起早，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适用。
所长老岩不抽烟，但知道我好吸烟，看我一晚上居然一支没碰，笑眯眯地从口袋里给掏出一支刚才在吸烟室没动的古巴顶级雪茄，问了一句：这玩意儿有啥好的？
我回答：云山雾罩，其乐无穷。
顺手把雪茄抢过来，得意地放在我的口袋里了。
我听到老岩笑了一声，感觉声音有些不对，他的肺一直不好，经常咳嗽，而且有时候还很厉害，我当时觉得他的笑声有一点点异常，但也没太往心里去，不一会儿，我先到家了，一看手表，十点又过去了。
我还是没有能够在晚上十点以前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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