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做大“蛋糕”，只有做大“蛋糕”才有可分之物，才谈得上分“蛋糕”。另一方面，也只有分好“蛋糕”才能进一步做大“蛋糕”。因此，正确认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高质量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这里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分配的对象是生产的产品，没有产品就不可能有分配；二是就分配方式来说，同样是生产决定分配。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什么方式参加生产，也就以什么方式参加分配。
首先讨论做大“蛋糕”的问题。判别什么是大的“蛋糕”，怎样才能做大“蛋糕”，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否则就会把许多虚拟的、并非社会财富的东西误以为是社会财富。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做大“蛋糕”就是生产了更多，更高质量对社会有用的物质产品。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人们通常看到的价格，只是这些财富的物质内容的货币表现。价格可以高，可以低，使用价值这一物质产品的数量不会变。马克思强调的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马克思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叫作生产性劳动，从事非物质产品的劳动，叫作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不会直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作为政治经济学来源的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同样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怎样做大“蛋糕”？斯密认为，第一，是该国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即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有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在总的劳动者人数里，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他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竟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的，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即富裕的程度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社会生产的有用物质产品越多，社会就越富裕。
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值却能够贴切地反映一国的富裕程度。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时候，提出了两个宏观层面的概念，一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总产品的概念。社会总产品是社会各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生产的全部物质产品的总和。二是从价值方面提出了社会总产值的概念，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是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构成。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的概念包括物质产品，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富裕。而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的概念包括大量的非物质产品，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看不出真正的富裕。有时候人们会把别人的教训当作经验。例如过度虚拟、过度追求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在内的服务业，大量制造业以及就业岗位的流失，投机横行。这本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教训，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来源（美国学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其所著的《经济繁荣的代价》中详细论述了这种现象），却被一些人视作经验，并倡导模仿。
分配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蛋糕”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收入分配反映社会的性质，体现公平、正义、效率，关乎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分配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反之则会挫伤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
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他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资料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生产条件，例如资本和土地，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以这样的生产条件的分配为前提，收入分配只能是按资分配。资本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由于资本可以积累、聚集、集中、继承，能够滚动发展，长此以往，虽然“蛋糕”能够做大，但劳动人民并不能分得其所，并因此导致两极分配。
为了做大“蛋糕”，在分配时还应当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免陷入高福利陷阱。社会主义再分配社会净产值时，既要重视眼前的消费，更要重视以后的、长远的消费。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特征应当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即靠技术创新引领的扩大再生产），也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行业的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但长远地看主旋律应当是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需要继续投入，需要提高再生产的技术含量，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如果没有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和消费结构提升，就难以实现不断进步的共同富裕。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福利水平要与生产力发展相协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兼顾眼前和长远，切不可拔苗助长、涸泽而渔。同样为了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要更多地用于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生产会提供未来的消费。用于消费的积累资金部分，要尽可能地提高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同时，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规律。我们鼓励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推崇“橄榄型”模式。
最后，政府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最大限度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公平地“分配”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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