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页教案

杨守诚老师的手在教案本上颤抖。那支用了十年的钢笔突然写不出字了，他在皱巴巴的纸面上划了又划，只留下几道干涩的印子。窗外，推土机的轰鸣声像雷一样滚过。

“还有三天。”他喃喃自语。

这所位于黄土坡上的小学，马上就要拆了。县里的文件说，现在全校只剩下十七个学生，达不到“教学点”的最低标准。可文件没说的是，二十年前这里曾有二百多个学生，书声琅琅得能把清晨的鸟儿都唤醒。

“老师，俺帮你吸墨水。”李小草伸出手。这孩子总是第一个到校，棉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

杨守诚摇摇头，拧开钢笔，墨囊里还有满满的墨水。他忽然明白了——不是笔没水了，是手抖得厉害。自从上周接到拆迁通知，这双手就不太听使唤。

“去把国旗升起来。”他说。

小草跑出去，那面褪色的国旗在晨风中缓缓升起。旗杆是杨守诚用山里的毛竹做的，已经换了三次。孩子们唱起不成调的国歌，声音被推土机的轰鸣吞没大半。

第一节课是语文。今天该讲《少年闰土》，那是杨守诚最熟悉的课文。二十八年前，他也是在这间教室，听他的老师讲这一课。那时窗外的白杨树还没长起来，一眼能望见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坡。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他开口朗读，声音沙哑。

“老师，你读错了。”小草小声说，“书上写的是‘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你读成了‘悬着’。”

杨守诚愣住了。他确实读错了。这些年，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讲课文习惯，有时甚至分不清是在讲课，还是在讲自己的一生。

“你说得对。”他欣慰地点头，心里却泛起酸楚。这些孩子像石缝里的小草，敏感又坚韧。

下课铃响——那其实不是铃，是杨守诚敲一段铁轨发出的声音。孩子们围过来，他们知道老师要讲故事了。这是杨守诚立下的规矩：每天讲一个山外面的故事。

“今天讲大学。”他说，“大学的图书馆比咱们整个村子都大，里面的书一直堆到天花板上……”

“比王老六家新盖的三层楼还高吗？”一个孩子问。

“高多了。”杨守诚笑了，眼角堆起皱纹，“大学里还有实验室，能看到星星是怎么运行的……”

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他忽然说不下去了。这些他讲了二十多年的故事，真正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至今不超过十个。大多数孩子小学毕业就去帮家里种地、放羊，或者去城里打工。他撒下的种子，多数还没发芽就被风吹走了。

下午放学时，李小草最后一个走。她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老师，俺爹说等学校拆了，就让俺去县里的纺织厂当学徒。”

杨守诚的心猛地一沉。小草是他教过最聪明的孩子，能背全本的《唐诗三百首》。

“你跟你爹说，老师帮你找继续读书的地方。”

小草摇摇头：“俺爹说，读书不能当饭吃。”

孩子的身影消失在黄土坡的拐弯处，杨守诚还站在门口。风卷着黄土打在他脸上，生疼。

夜里，他独自在办公室里整理教案。整整二十八本，一年一本，摞起来有半人高。最早的那几本已经泛黄发脆，纸页间还夹着当年学生送的干花标本。

他翻开1995年的教案，那一页写着：“教学目的：让每个孩子都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墨迹已经褪色，像一句遥远的誓言。

窗外，推土机暂时安静了。月光照在操场上，那里曾经有孩子们奔跑的身影，有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有他带着学生观察星空的夜晚。而现在，它只是一片即将被推平的土地。

最后一页教案，他准备写明天的课。可是写什么呢？学校就要没了，这些孩子就要散了。他握着钢笔，久久落不下去。

突然，他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抬头看，窗外晃动着一个个小脑袋。

“你们怎么回来了？”

李小草带着所有孩子站在月光下：“老师，俺们想再听你讲一节课。”

杨守诚的眼眶湿了。他打开教室的门，点亮那盏昏暗的灯。

“好，我们上课。”

孩子们挤在破旧的课桌前，眼睛在灯光下亮得像星星。杨守诚站在讲台上，忽然觉得那支钢笔又能写出字来了。

他在最后一页教案上写下：

“最后一课——希望。”

而窗外，推土机的影子在月光下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