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一面照料重病的母亲，一面广泛联络各界人士。5月上旬，北京学生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新民学会在湘会员，联络长沙各校学生骨干和新闻界、教育界的代表，在湖南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40年后，周世钊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评价说： 五四运动在长沙，从一开始就是和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在长沙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在长沙也就无声无色了。
周世钊继续回忆说： 当毛泽东陪送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上海时，大家认定他也会到法国去。但是法国邮船将要从上海放洋的前几天，毛泽东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这使大家惊奇了。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今万事俱备，就要启程，却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呢？”大家这样问他。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这时，报纸上天天传来巴黎和会中我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正酝酿争回青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外交政策的运动。毛泽东送别了去法的朋友们，就回到长沙，以更多的时间研究时事，并向长沙的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推动湖南学生爱国运动。
一天，毛泽东来修业小学找我，他对我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而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当我知道他还没有确定居住的地方时，就劝他住到修业小学来，这地方适宜，便于与外面联系，且可以在学校里教几点钟课。他同意了。过了几天，他将他的简单行李搬到修业学校，在高小部每周教6小时的历史课，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运用。
从新民学会成立后，陆续吸收了一些进步的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做会员。长沙几个主要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差不多都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这时分别走访了他们，讲述几个月来他个人在北京、上海的经历，并向他们介绍他所接触的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物。谈到国内外形势时，他认为由于外交问题的影响，全国的人心都很不安，青年学生更将有具体的表示。我们新民学会会员决不可站在旁边看热闹，要立即行动起来。他又约集所有在长沙的会员到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开了半天的会。他在会上对欧战后的世界局势，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敬尧在湖南所造的罪恶，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全国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的事实，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他还对如何组织青年学生的力量，如何与张敬尧进行斗争，也提出了他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有很大的启发，因而增强了在长沙开展爱国运动的信心。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毛泽东除紧密和新民学会会员及各学校学生骨干分子联系外，又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学生、反对卖国外交的具体意见。这些人正以受张敬尧的严密控制，爱国运动搞不起来，心情十分苦闷。听了毛泽东的话，大家觉得头脑开朗多了，都表示愿意按照他所指出的奋斗目标去努力。
1919年5月中旬，邓中夏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派来到长沙。他找到毛泽东、何叔衡，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还商量重组湖南学生联合会。经过毛泽东等人的热心筹划，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由彭璜任会长。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又据萧三回忆，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写了一份字数不多、热情奋发的传单，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传单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他只记得传单的头一句是：“同胞们，起来!” 蒋竹如在湖南学生联合会里担任干事部部长。他回忆说： 我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并已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学生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澥和×××（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暂住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上午，我和陈书农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学。随后，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也陆续来了，其中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雅礼学校的李振南，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毛泽东介绍双方面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的经过情况。接着，两代表相继发言，汇报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拒签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到两代表介绍天安门前5000群众集会的热烈情况，都很激动兴奋；听到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莫不击掌称快，连说“烧得好！”“打得好!”两代表报告完毕，毛泽东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做出决议：一、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到会代表散会回校后，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和会议的决议事项；三、全省学联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酝酿讨论了全省学联的章程，主要内容是：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分评议、干事两部，各设部长一人，评议员和干事各若干人，评议员由各校派出的代表一人充当，干事部分设总务、交际、社会服务、编辑四股，各设股长一人。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章程，然后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商专代表易礼容当选为评议部长（干事部长姓名记不起了）。同时通过了罢课宣言。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落星田湖南商专，它的办事人员大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有时也住在商专里面，就近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学联成立后，曾将章程、宣言和成立大会的新闻稿，分送长沙《大公报》和其他报纸，请予刊载。结果除《大公报》把章程作为“来件”登出外，其余都被检查员扣留了，没有登出来。 学联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动各校实行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当时长沙各校学生的思想并不一致，大多数学生极力主张罢课；一部分学生模棱两可，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少数学生反对罢课。学联开了好几次会动员酝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直到6月2日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才通过决议，定于6月3日举行总罢课，并发布宣言。宣言略称：“……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如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6月3日，大多数学校罢课了，只有明德、法专和几个女学校没有罢课。法专代表黎宗烈、邱惟勤对罢课坚持甚力，带领部分同学手持木棒站岗，不许上课，终于达到了罢课的目的。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明德也随即罢课了。法专代表夏正猷身为学联会长，而自己的学校不能带头实行学联的决议，引起了各校学生的不满，遭到攻击。他不久便辞职了，学联改选彭璜为会长，湘雅代表应元岳为副会长，长郡代表彭光球为评议部部长。在这次改选中，我被选为干事部部长。这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各省重要城市工商学界，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到处游行示威，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1919年6月中下旬，长沙各校相继放假。毛泽东和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住在商业专门学校，共同商议，指导学生运动。7月9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
在指导学生运动中，毛泽东决心将早已萌发的创办刊物的计划付诸实行。
周世钊回忆说： 从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后，毛泽东常和学联的主要负责人研究提高群众觉悟、巩固革命热情的办法。认为除了加强群众的基层组织外，必须以正确的革命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才能推动爱国运动的继续前进。因此，有发行一种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的必要。 他的意见，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赞同，决定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一种评论性质的定期刊物，并推他负主编责任。在他紧张筹备10多天之后，一个形式内容略如当时风行全国的《每周评论》的《湘江评论》第一期于7月14日出版了。
毛泽东在他写的《创刊宣言》中说明了《湘江评论》发行的宗旨。他说：现在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于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革命的新高潮。
创刊号的内容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差不多全部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每篇文章都发挥着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都洋溢着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读起来使人感到痛快和有力量。由于这些文章不但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为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途径，读过这些文章之后，大家觉得累积在心头的焦虑和苦闷得到解除，眼前出现了光明和希望。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有人说：“《湘江评论》才算得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 第一期的《湘江评论》印2000份，一天就卖光，加印2000份，不到3天也卖光。从第二期起印5000份，还不能满足外地读者的需要。当时一个地方的报刊发行到这种数量，是很难的。长沙、湖南全省和武汉、广州、成都等地的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多成了《湘江评论》的好朋友。每期出版，争相阅读。北京的《每周评论》曾在第36期上做了介绍，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2、3、4期连续登载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这篇文章里，指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而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飞跑。这是欧洲各国被压迫的人民的斗争方式；采取这种革命办法的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接着他又指出，“民众大联合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们应该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求。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其他如学生、妇女、教员……都应该根据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民众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阶层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他最后还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全世界为之震动，因而推动了欧亚两洲人民革命运动，因而发生了中国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规模空前深广。在极短的时间内，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由此全国人民觉醒起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起而斗争，谁起而斗争？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湘江评论》只编写了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套被、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却。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
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评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长沙有一家报纸骂《湘江评论》是怪人怪论。
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则以《湘江评论》正面与他们为敌，公开地批评他们，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加以摧毁。他们造出了欺骗群众的谣言说：“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派军警到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检查、捣乱。等到第五期还在印刷时，就横暴地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版了四期，刊行时间也只1个多月，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不但启发了人民的革命思想，鼓舞了青年的革命斗志，也为各学校、团体办刊物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榜样，使它们如雨后春笋一样地产生出来。在《湘江评论》和各种各样刊物宣传鼓舞下，湖南人民的觉悟提高了，青年斗争的方向逐渐明确了，因此更进一步开展了爱国运动，为此后的驱张运动、工人运动打好了思想基础。
蒋竹如也回忆说： 学联在开展上述种种活动之外，还掀起了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运动。1919年6月10日，学联发行的《救国周刊》在长沙出刊了。除登载有关反日爱国活动的新闻报道外，并著文抨击旧礼教，宣扬新文化。为了巩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学联通过决议，创办《湘江评论》，推毛泽东负责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于7月14日出版，好些文章都是毛泽东一手写成的。他那时在修业小学教三班历史课，常在深夜为刊物写稿，每期稿件都由我去接取付印。第1、2期各印2000份，3期3000份，4期5000份。除留少部分赠阅、交换和保存外，大部分由学联组成的卖报小组拿到街头叫卖。每份售价双铜元1枚。
《湘江评论》是当时长沙出版的各种刊物中思想性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博得好评。北京《每周评论》著文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一方面。第2、3、4期的《民众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篇长篇论文，就是毛泽东撰写的。由于《湘江评论》宣传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使得张敬尧大为震惊，坐立不安，于是，又拿出他那套查禁封锁的老办法来了。8月中旬，第5期刚刚印好，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派来了军警，闯进商专，封闭了学联和《湘江评论》。我们事先得到了风声，把学联的文件、印章和未卖完的各期《湘江评论》，一篮一篓地转移到河西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去了。学联虽被封闭了，但我们并未被军阀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倒。从此以后，毛泽东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搬到湖大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和抨击。 唐耀章回忆说： 7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负责主编、以学联名义发行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这是湖南思想界升起的一面贯彻着“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鲜艳红旗，开辟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湘江评论》完全用白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广大群众热烈欢呼《湘江评论》的创刊，各校青年争先购读，奔走相告。记得我当时从落星田学联领取50份《湘江评论》到街头叫卖，刚走到东长街就抢购一空。在《湘江评论》创刊前后，传播新思潮的小型白话刊物纷纷出现，《明德旬刊》也紧接着出版，由我与何硕曼主编。我在旬刊第一期写了一篇《欢呼<湘江评论>出刊》的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湘江评论》出刊了，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向强权作斗争，我们要摔掉吃人的礼教的枷锁。奴隶般的教育，我们不要了。湖南的青年们站起来了，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锋，一齐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这番话应说是当时广大青年共同的心声。其他各校先后出版的刊物有10余种，以湘雅医专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为最突出，蔚成新风。《湘江评论》的发行部设在商专的三楼，由李凤池负责。各地读者争相订阅，每期销数在5000份以上。出到第5期，触怒了张敬尧，认为是宣传“过激主义”，大逆不道，并趁机大打出手，派武装军警到商专查封，同时封闭了湖南学联。各校学生会发行的周刊曾成立一个独立的联合会。各派代表1名参加，我是《明德旬刊》的代表；在毛泽东领导下，每周开会一次，安排内容，力求步调一致，以增加宣传的力量。不久，这些生气勃勃的周刊也陆续被张敬尧所扼杀。这样，这个凶恶的军阀统治者也就引火自焚了。
易礼容也是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他回忆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的情景时说： 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当时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彭璜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由他出面商请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定名《湘江评论》。学联会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专校内，学校头门墙壁上高高挂起木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牌。毛泽东住宿在商专教员宿舍内。记得一天早上我去他的住室看望他，朝阳正照在他的夏布蚊帐上，他还未睡醒（当然是夜间工作误了睡眠），我揭开他的帐子看，不料惊动了几十只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想来，不止一夜、十夜臭虫饱尝了主编《湘江评论》的人的血!《湘江评论》只出版了5期就被张敬尧勒令印刷厂停止印刷而停刊了，它就陪伴着会牌被打碎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不能公开活动了! 《湘江评论》是一张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是该会的周报。设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湘江评论》前后共出5号，第2号附有“临时增刊”。毛泽东在前4号和临时增刊上共发表文章41篇。
《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第1号上发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明确申明这一主旨。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辨（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8月18日，《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湘江评论》第5号全部被当局没收。然而，政治高压并不能阻挡进步思潮的传播。在毛泽东的主持和影响下，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等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统一各校周刊的宣传，毛泽东还提议成立学生周报联合会，由他和《岳麓周刊》主编曹典琦、《甲工周刊》主编符狄梁、《明德周刊》主编唐耀章、《新湖南》主编龙伯坚组成。 《新湖南》，原是长沙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会刊。《湘江评论》查封不久，毛泽东应龙伯坚的邀请，出任《新湖南》总编辑。 1919年9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信中说：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5号被禁停刊。第5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7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九年九月五日从修业学校寄
周世钊回忆说： 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省内以推动爱国和新文化运动为目的的小型刊物风起云涌地在各级学校刊行。中学的有《明德周刊》《岳云周刊》《女界钟》等，大学的有高工的《岳麓周刊》、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等，不下数十上百种。大学的刊物以《新湖南》的刊行有着特别的意义。
湘雅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学校。它一贯向中国学生进行亲美、崇美的奴化教育，使其为它的殖民主义服务的。多数学生受这种教育的熏染既久，除开读点死书，为个人的名利打算外，从来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斗争、社会改革更不感兴趣。但是，五四运动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很快就冲进了湖南，冲进了湘雅。这个平静得像古井似的殖民主义教育场所，也泛起了壮阔的波澜，一些参加了当时爱国运动的学生，居然也办起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刊物来了。
1919年1月15日，他们的《新湖南》创刊号出版。他们在发刊词里提出的六项宗旨是：一、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二、改造家族制；三、提倡男女平权；四、提倡劳工、反对分利坐食；五、提倡平民教育、反对阶级制度；六、灌输卫生常识。创刊号的几篇文章，主要谈了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废除遗产制度、促进平民教育几个问题。这是他们改革社会的主张，也是他们“新湖南以新中国”的理想。 从来不关心国家社会问题的学生，能够像这样提出改革社会的要求和建设新湖南的理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但是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口号，却又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的言论不涉及政治。他们想脱离政治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一种糊涂思想！ 不久，学院放了暑假，没有几个人能继续替《新湖南》写稿。
这时，《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泽东同意，从第7期起由他主持编辑。他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在第7期上写了一篇刷新宣言，说：“本报第7期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他为了使《新湖南》周刊能够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每期都写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同时，对张敬尧的横暴统治做正面的抨击；对当时国际、国内和本省一些重大问题，写出些分析批判的评论和杂感，使读者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第7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内容和形式都与第六期以前迥然不同。大家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张敬尧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允许存在的，所以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才出了5期，就被迫停刊。虽然只是短短的5期，但已替《新湖南》周刊增添了永不磨灭的光彩，给当时的湖南大学生指出了奋斗的途径。 《女界钟》也是五四时期湖南的一家进步刊物。主编周敦祥回忆说： 那是60年前的钟声，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省的轰鸣，它的创刊是根据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由我和劳君展、魏璧三会友办起来的。它作为《湘江评论》的补充，发出了湖南女界自己争平等、求解放的怒吼。 …… 一天我们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湘江评论》停刊了，我们不能换个名字出版吗？” “对，我们就出个女子的刊物吧!” 这个意见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赞同。起个什么刊名呢？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一个同志提议，叫《女界钟》吧!钟声是唤起人们的声音，女界钟又是唤醒妇女的声音，这是多么合适的名字啊!事后大家推选我当总编辑，可是我还是个学生!学历浅，没有经验，心里总感到害怕，总怕办不好。
有一天我放了学回家，正在为办《女界钟》发愁，不想毛泽东听说我办刊物还有些胆怯，特意前来鼓励我。他说：“你怕什么，好好搞吧，我们支持你呢！”《女界钟》有了这个有力的支持，我的胆子壮起来了，大约在10月中下旬终于出版了，这是湖南省妇女界的第一声呐喊，它在长沙城里长鸣！ 从此《女界钟》就担负起向妇女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任务，唤起更多的妇女冲破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藩篱，走上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道路，毛泽东不仅勉励我树立信心，而且还给这个周刊写文章，支持把它办好。记得他给《女界钟》写的第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论述妇女要实现经济独立，这篇文章是为赵五贞自杀事件而出特刊写的。
赵五贞是一位年轻姑娘，在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她不满于封建包办婚姻，在被迫出嫁时，坐在花轿里自杀了。当时我们从调查中知道，她在出嫁前曾经对她嫂子说过，“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女子真是背时呵!”过门那天，她请求花轿要从住在远一点的南门外的姐姐家门口过。终于，她怀着对婚姻自由的憧憬，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而死。这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用鲜血控诉了孔孟之道的罪恶。
这件悲愤的事情发生以后，毛泽东建议《女界钟》出一特刊附于《女界钟》第4期，陈启民帮我编辑，陶毅、周世钊等写了文章，主张改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代之以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湖南《大公报》也展开了讨论，在先后发表的20多篇文章中，有的不仅提出了要改革婚姻制度，而且涉及改革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因此在长沙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女界钟》在湖南敲响了捣毁“孔家店”，砸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枷锁的钟声。它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权，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主张妇女经济独立，同时，反对蓄婢缠足，向社会上展开宣传教育。记得我们还对一些财主家的婢女做过宣传，结果有一个婢女逃出了火坑，同她心爱的人结婚去了。 妇女解放斗争的钟声，使敌人胆战心惊，《女界钟》大概出了4至5期，就被军阀下令封闭了。但是斗争的钟声却是他们封锁不住的，妇女们越来越多地走上了求解放的道路。有的女同学因为参加争取妇女解放活动而被学校当局“默退”后毫不畏惧地冲出男女分校的规范，到男校去读书；一些女同学还参加了新民学会…… 1919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设想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现代人生诸问题。这个设想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写成《问题研究会章程》，并寄给邓中夏征求意见。同年10月23日，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发表启事，全文刊登了这个章程。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因此而得以保存下来。 邓康启事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一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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