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和健康不能兼顾，所以从精神刺激物的贸易历史源头就处处可见因此而产生的道德和政治的冲突。
一直以来，财政的考虑都与医药的考虑势均力敌，不分上下。
甚至在有些瘾品发展中，财政考虑还要重于医疗。
安德鲁·韦尔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
想想你有没有在小时候转圈，故意把自己转晕的经历，想想那些修行的人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其实都是类似的感受。
虽然韦尔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消除自我的冲动其实还与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怎么理解呢，你想想你什么时候才会想要喝咖啡，什么时候才会想要一醉方休，什么时候才会想要抽一颗烟。我相信没人玩过山车兴高采烈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说，给我来罐咖啡醒醒神儿吧。
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又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
有研究表明，被囚禁的动物也远比野外自由的动物更容易去食用麻醉植物。
这样说多少有点消极，但其实，文明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囚禁。
所有可以让人上瘾的东西，都是对抗难堪处境的利器，是逃避现实桎梏的捷径。
医学研究表示，身体机能在快感方面很是吝啬。
诱发幸福的神经传导素分配得少的可怜，而且大都发给对于求生和繁衍后代有益的表现。什么意思，就是你理解的意思。
但是瘾品会蒙骗这个发送系统，促使这些诱发快感的神经传导素暂时增多。
所以说起来，瘾品实际是帮助人们应对生活的工具。
外国有一项针对护士人群的调查，表明他们中间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自杀率比完全不喝咖啡的人高出3倍。
为什么人会对这些东西上瘾呢，大脑不断吸收外来化学物质的同时，会减少内部分泌相同物质或受体的数量，从而对外来的供应产生依赖。就好像我们说清理肠道的产品不能多吃，否则越吃越便秘是一个道理，身体多聪明呀，知道你有其他办法增加肠胃蠕动，它就不干活了。
对于“瘾品是帮助人们应对生活的工具”，还有一个很讽刺的例子：19世界后半叶，伊朗人曾视鸦片为理想的出口作物，但是他们自己是不怎么用的。后来鸦片出口衰退了，他们为了排解经济困顿之苦，居然抽起了自己种植的鸦片。
在瘾品的发展历史中，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消费团体，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尚处于可塑阶段，所以无需谁人教导，他们自己就会拿自己大做文章。
追溯历史，瘾品一开始并不完全是贬义词，它们被广泛运用于医疗界。为痛苦难忍的病患送去片刻安宁。
1899年上市畅销的阿司匹林是鸭片类药剂的安全替代品，在1914年已经成为全世界使用最普遍的镇痛剂之一。（在此说明白：此内容成文于十多年前，亚马逊上显示的首次出版是2009年，我手上的中信出版社的书籍版本显示，首版印刷是在2014年的8月，这么久过去了，我不知道阿司匹林药物现在是否有更多的性质上的更新迭代，不过我确实听过身边一些人闲谈时说自己好像对类似药品有了抗体。）
如果说这些都还对你比较遥远，那我们就说说入口的食物吧。人们经常会用甜而多油的食物来派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因为有人说过他们可以让人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其实这就类似于那些染上瘾品习惯的人。
两位演化医学专家曾经说过：人类千百年来努力要创造一个真正流出蜜与奶的环境，结果却发现许多现代病和过早死亡都归咎于这个创造出来的成果。最近看火爆的三体了吗？这不正和三体里的“科技进步的同时带给人类深远影响”的观点如出一辙吗。
用一段书中精彩的评论结束今天的分享：现在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能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
想起来鲁迅说的：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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