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规与段颖、张奂是当时平定“羌乱”的三大将。这样的人，他的见识可想而知。当他告老还乡的时候，“乡人有以贷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而乡人传话说王符是个“缝掖”。“缝掖”是一种剪裁得很不称身的衣服，足见王符晚年，也还是这么一副穷书生的模样。那能让度辽将军皇甫规这个老乡“惊遽而起”的穷酸书生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皇甫规是王符的同乡，都是安定临泾（今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人。和皇甫规的高高在上不同，王符始终郁郁不得志，直到晚年还是个穷酸书生。而且他是庶出之子，舅家无亲，所以在家乡受歧视；又不苟于俗，不求引荐，所以游宦不获升迁。在古代，母系来路不清，是要遭人贱视的一个话题。汉代，嫡庶十分严明，庶出无权继承，其外家不被承认。王符既是庶出，就说他“无外家”。“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宋代黄庭坚曾为此抱不平，他有诗云：“能著《潜夫论》，何妨无外家？”
黄庭坚十分重视的《潜夫论》是王符主要的作品。王符一生精粹全部贯注在他的《潜夫论》里，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为《潜夫论》。这部书确实名副其实，始终不显于当世，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列入了目录。
王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著名学者友善。王符出生于与匈奴、羌人邻近的边地，假如不是游学到了东都洛阳，结交上了这些全国第一流的经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文章大家，并受其影响的话，他就不大可能具有写出《潜夫论》这样一部批判当世的名著的勇气。王符“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也反映出王符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构成，其主流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就是说先秦思想对他影响极深，也很难摆脱西汉传统的影响。
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汉朝自从董仲舒之后就一直在谈天人关系，王符自然也未能免俗。而董仲舒强调的“天人感应”是想用这种方式限制君权，而王符则是以民为本，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王符
由于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所以在《潜夫论》中“指讦时短，讨谪物情，”主张求贤的思想也充塞于书中。王符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使得贤才济济。
众所周知，两汉是在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之中发展的。吕雉、吕产、吕禄、卫青、霍去病、窦婴、田蚡、窦宪、王莽、曹操等等均为外戚，就连樊哙、周勃也有外戚身份。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作为一个生于西北的人，遭受羌乱是难免的。王符在书中就指出“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不可久荒以开敌心”。
王符是东汉人，提起东汉的思想，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谶纬迷信思想。东汉的谶纬迷信思想确实十分严重，可无神论的影响也不低。和王符同在一篇传记的王充就是个无神论者，其《论衡》对有神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黑暗腐败的时代。东汉自和帝、安帝后，朝纲废弛，宦戚倾轧，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王符虽终身不仕，但他“耿介不同于俗”，仍然关心时事政治。他一生呕心所写的《潜夫论》，就是治国安民的光辉篇章。
《潜夫论》
《潜夫论》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历代所推崇，列“十三经”经籍之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哲学、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许多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哲学，二是政论。
王符的哲学观点，是他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打破了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的天下，否定了神学论的“天生”“帝创”学说，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
在政论方面，王符总结了自东汉以来社会发展的兴衰规律，提出了兴衰治乱的周期律，尤其是对东汉末期的弊政洞若观火，大胆揭露，无畏鞭挞，直抒己见，立存废标准，痛快淋漓。他认为衰败之世，首先是政治腐败，主要是吏治腐败。其次是道德沦丧，从上层开始，舆论导向首开其端，文风学风恶劣。第三是风气腐化，乱臣污吏，骄奢淫逸，民间信奉卜筮。第四是经济凋敝。主要表现为舍本逐末，轻地利民时，役赋繁重，加上旱蝗、内乱引起大量农民破产。
《潜夫论》语言质朴，意境深邃，激情荡漾，在东汉散文家中，自成一脉。故清人刘熙载评：“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
王符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思想，以及精湛的文学造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对王符推崇备至，他写的《后汉三贤赞》中，称赞王符说：“不仕终家，吁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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