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的猫儿庄，本来是北方鞑靼人入朝进贡时必须经过的正式道路，到明宪宗成化初年时，那些来朝贡的使者中，却有人走别的路人京，皇上根据守臣的启奏，同意了他这样做。
然而，当时，尚书的姚夔（读kui，二声）却上奏疏请求对这位使者的宴请和赏赐进行降格。使者因此很不局兴。姚夔于是告诉他说：“按规定，北边来的使臣胡进贡，都是从正式的道路上来的，朝廷设大礼来相待，而你却从小路来，所以我们怀疑你不是北边来的使者，只能与从其他地方来的使臣一样对待。”使者听后，无话可说。
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当时有高丽使者人朝进贡，并向官吏送礼品，信中署日期用“甲子”来称呼。苏轼把礼物和信退还给高丽使者，说：“高丽对本朝称臣，可信上却不用本朝帝颁发的年号来纪年，我怎么敢接受？”使者马上改写了信，改用神宗的年号“熙宁”来纪年，苏轼才接受。
明代北方瓦剌族太师也先，杀死了鞑靼可汗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派使者人朝进贡，皇上让群臣商量对也先该怎样称呼。礼部郎中章纶说：＂可汗是鞑靼人最尊贵的称号，现在用它来称呼也先，不合适。如果只称呼他为太师，恐怕他会感到羞惭和恼怒，来进犯我边境地区，还是按照他们部落旧称，称他为瓦剌王，这样应该比较得休。”皇帝听后，问意了他的建议。
从这三件事的处理来看，他们在对待异族上都办得很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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