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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哥说：你们不懂，家里不愁吃喝，我们是真穷。
穷到你们不敢想象，虽有亲人帮衬，但各家是过自己刚刚好，帮扶就得从家人嘴里抠。
上学的时候，黑板上常年写着我和哥哥的名字，没钱交学费只能先赊帐，老师每天敲着黑板上的名字催一遍。
即使是这样，两个堂哥还是在磕磕绊绊的日子里，一个考上了高中，小哥哥上了中专。
我不知道大妈是如何做到的，大妈三年前已过世，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成长中去也慢慢有了一些答案。
90年代的中专比高中难考，小哥哥考了全市第一选择了粮校，大妈来和我爸商量，我爸小哥哥叫爹，很赞成，因为粮校包分配，从那出来的人都特牛。
今年回去小哥哥多喝了点，回忆起当年的副班长，选择了高中上了大学，如今在北京安了家，在某机关任要职，而他是当时的班长。
小哥哥说的似醉非醉，搂着我小嫂子：“我们那学校可牛了，叫粮校。”
眼里放光，告诉我们没有醉，还能喝，无人能及。
“他妈的，毕业的时候分配取消，现在学校都没有了。”
我们大笑，他低下头去找安慰，被我小嫂子娇羞的推又推不开：“让你喝那么多。”
“不不不，我还能喝！”
那天在我们姑爹家拜年，姑爹开着酒厂，顺带养着牛。
酒是中国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神奇存在，高兴了喝一点，烦闷了喝一点，夫妻吵架了喝一点，过节喝一点，来客人喝一点。
小哥哥每年春节都会喝得如他所说：在外面不怎么喝的，回了老家无人能敌（言外之意不是喝多少，而是放松的状态，只有这会才有）。
一堆姑姑边乐又语重心长：还是要少喝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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