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天涯故事》里，谈及海南历史文化的渊源时这样说：
“至此我们不妨重新来端详一下唐宋时代海南岛的整体形象。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唐宋朝廷的派别和政见，对它来说都太艰深。它没有准备太多的言词可以鼓励受屈者报仇雪恨，它更没有心思和力量去动员人们对抗朝廷。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述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饶有趣味的日子试试看。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热烈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轻轻慰抚。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
这一切，使我想到带着母性美的淳朴村妇。于是我们也就触及到了有关海南的一种拟人化的气质。苏东坡用那种神秘的语气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也该被人们领悟了。老诗人不经意地遇上了一种柔丽平和、崇尚自然的女性文明。
这里所说的女性文明，是一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象征说法，与老子“贵柔守雌”的主张有点关系。老子说，养育万物的母性文明是绵绵不断的，有时好像若有若无，需要时却用之不尽。他又说，这种文明不管多么雄刚都保持着一种温柔的女性态，虽然不见得多么机智却能固守寻常道义，纯真如婴儿，宽容如溪谷，外部名声欠佳不去管它，内心有点糊涂也不在乎，只见清清浊浊的水流向着自己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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