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可以同时实现多重目标：
第一，缓解外汇压力，实现进口替代。
设立合资企业，是跨国厂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
这样一来就不用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来购买生产设备和进口汽车。
甚至，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还可以出口海外市场，实现出口创汇。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目标，引进先进技术，提升研发能力。
对合资企业的定位，并不是单纯的生产基地，而是通过与先进跨国企业的深度合作，建立起自主研发能力。
比如，1983年成立的第一家合资汽车企业——北京吉普，就在当时的合资合同中明确规定，需建立一个内部研发中心，以构建企业的核心研发能力。
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战略》，也明确提到合资企业的“三步走”计划：
“1995年以前，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联合开发为主；
1995年以后，以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并重；
2000年以后，以自主开发为主。
”当时看来，这条从引进技术到自主研发的路径是清晰且可实现的。
此外，跨国公司具有符合现代企业理念的先进管理经验，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国企能够近距离学习这些经验，从而把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较僵化的组织模式，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和治理模式。
为了快速推进“市场换技术”战略，政府给了合资企业极大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比如，1983年建立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时，北京汽车把固定资产中78%的优质资产和员工中前40%的业务骨干划拨给了北京吉普，而技能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员工则留在了北京汽车。
再比如，为了支持同一时期在通信领域成立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邮电部从全国各地附属研究部门调来了十余位高级专家和教授、60余位工程师和科研人员、70余位管理人员。
除了直接的资产、人才注入，政府还给予合资企业极大的税收优惠。
当时国内私营企业的所得税率为23%，大型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率超过30%，而合资企业享有“两年免税、三年减半”的税收优惠，五年之后的实际所得税率也只有11%—15%。
同时，为了让合资企业的产品在国内打开市场，政府大幅提高进口产品关税。
比如1986年，汽车整车进口关税从前一年的120%—150%提高到180%—220%。
在空前的政策支持力度下，合资企业增长迅猛。
在通信行业，2000年时上海贝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程控交换机供应商，并且在大型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个高端市场，独占了国内95%的市场份额。
在汽车行业，合资企业的领头羊——上汽和一汽，从2005年开始被列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在2008年分别排名第373位和第30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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