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图鉴》里，在北京奋斗了3年，陈可终于从又土又村的小城姑娘，奋斗成了互联网公司高管。某次公司组织员工到香港旅游，陈可返回老家办港澳通行证。
在北京终于可以昂首挺胸的陈可，回到家乡之办证时，却不得不面临，排三个小时队，终于拍到自己，工作人员下班了的无奈；本是合法办事，还非得找个熟人，完了还要被办证的工作人员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冷嘲热讽：你在北京办好了嘛？干嘛还回到这种小地方？
这是小城的悲哀。
我们记忆中的小城，曾经的淳朴，善良，夜不闭户，鸡犬相闻，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小城是个处处看人情的社会。无论办任何事情，只要有熟人，就能获得优先权，小到买火车票，大到办个护照，申请个低保。
好友小志曾经跟我分享过她大四那年，因为要到泰国做志愿者，回老家办护照的经历。自己带的照片不行，出入境管理局没有拍照的地方，她又跑到县城去拍，拍好之后返回去，人家已经下班了，只好拖到第二天。第二天又出各种幺蛾子，她又不得不坐两个多小时长途汽车到邯郸市去办理。终于办好之后，小志长舒一口气：自己已经算幸运的了，看到很多老人办护照时，因为很多地方不懂，被工作人员斥来喝去，向他们咨询，得到的也只有白眼。
这不是最糟糕的，还记得新闻里那些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葩事件吧！
小城和农村一样，生活工作得不到任何保障，在老家的人不敢生病，生病了也不敢去医院，昂贵的医药费像一道天堑一样把他们横亘在外。家里不敢出任何事儿，一旦有事需要居委会个证明，却发现识字的没几个，居委会的大门上写着：为人民服务，而2分钟就能开好的证明，一定要跟你理论个大半天，最后也不一定能帮你做得尽如人意。
记得《奇葩说》有一期辩题，叫做《我们成为自己讨厌的样子是坏事吗？》马东列举了《红楼梦》的例子，他说，曹雪芹最喜欢姑娘，最讨厌婆子。婆子似乎自古以来就是让人讨厌，甚至憎恨的存在，而这种婆子，“故乡”是最多的。
婆子大都有些共同特征，年纪50岁上下，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也不差，子女大多结婚，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带孙子。只要太阳公公一出来，在街巷的空地上，总能看到成群孵太阳的婆子们。然后就开始聊些家长里短，基本和自己没有半点关系。
谁家离婚了，谁家还没结婚，谁家又生孩子了。
婆子的话里，总有一股酸腐气，让人听着就心里憋屈，又无能无力。
记得回家听母亲分享随耳听来的话：某家邻居生病了，他女儿常年在北京打工，一下拿出好几万供父亲养病，就有人在背后赞扬：人家女儿真孝顺。这时候婆子们上场了：孝顺啥？30岁了不是还没结婚？
这时候你开始怀念，小时候，坐在巷子口，总能讲出各种奇幻故事的老奶奶，然而你也知道，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故乡，你见到了很多可怜人，然而空有悲悯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故乡，你也总碰到那些冷不妨上来给你打招呼的小学同学，他们总是“无意”中说：去县城了，来家里玩啊！
在故乡，你一次次地想逃离，就像小时候，你看着那些拖着拉杆皮箱，挽着男朋友的手臂，从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的美女时，那艳羡的眼神。
新周刊曾做过一期专题叫《不想过年》，其中的一篇文章，引用了鲁迅的例子。鲁迅在《祝福》中写道，所有人都在忙着年终大典的“祝福”，而我这个无关的闲人，回到故乡鲁镇，却急着想要离开。那是一个充满寒暄的世界，却总是话不投机。
若干年后回顾起来，故乡已经很远了，过年便只是记忆中灰色的天空，远近的鞭炮声和弥漫于空气中幽微的火药味。
记得一到过年，微博上就会热转各种段子：大城市的Linda、Tony，回到家乡就变成了二丫子、二狗子，这是一种戏谑的调侃，更是一种难以融合的尴尬。
当你穿着高跟鞋，画着大浓妆想回家凹造型时，却发现，故乡的未修的石子路，足以让多每走一步路，就扭断脚踝；你妈看到你的破洞牛仔裤，总想给你补上；你的血盆大口，更是让她在大过年地做了噩梦。回到故乡才发现，几百块的保暖内衣，一点都不暖，直到你妈从柜子里拿出你几年前买的笨重羽绒服，你边吐槽自己几年前的审美怎么这样，边把它穿在了身上。
回到故乡，你才发现，原来你一直活得如此纠结，不由得想起儿时“走出盆地”的雄心壮志，努力为自己营造的人设，努力试图逃离的一切，又出现在眼前。
、
直到你看到那个从小到大一直是“别人家孩子”的姑娘，发福的身材，土得掉渣的穿搭，以及怀里抱着的孩子时，你终于想大声告诉自己，故乡，你再也不想回来了。
遥远的乡愁曾寄予着我们对儿时那个故乡的怀念；
而现实的故乡，却成为我们一再想要逃离的樊笼。
对于故乡，在留下与离开之间，剩下的只有渐行渐远的记忆，和不愿面对的尴尬。
忽然想起一句话，等我们埋葬了最后一个亲人，故乡是不是就再也不会回去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