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看到这么一段:叶公对孔子说他的家乡有一个正直的我名字叫做躬,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躬便去官府告了自己的父亲,这种行为在现代就叫做大义灭亲,是被提倡的行为;孔子说他的家乡的正直标准与叶公家乡的正直标准不一样,如果做错了事或者说犯了法,父为子隐瞒子为父隐瞒。
该不该隐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如果说该隐的话,那就会形成私情重于国法的局面,相互包庇成为常态,社会的治理成本会增加许多。比如说某少女被拐入小山村,村里人都知道这个女孩是被拐来的,但村民间由于血缘关系所以没有人会告发作恶者,无论这个女孩有多可怜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同情。甚至当警方去解救被拐卖的女孩时,村民们异常团结阻挠执法,这就是隐的放大版。但如果说不隐的话,又有一个恶例曾经出现过,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因为自己的言行随时有可能被配偶孩子告发。近来看得多的例子就是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被学生发到网上,搞得老师上课只敢照本宣科不敢有任何拓展和延伸,把课堂弄得死气沉沉的,这就是不隐的结果。
直是出于公义,隐是出人性,该不该隐应该有个限度,那就是在直与隐之间划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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