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教育的中文世界中，有位名为卢卡斯的英国环境教育专家和他提出的环境教育模式。这一“卢卡斯模式”被写为，环境教育=关于环境的教育+在环境中的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
我偶然从一篇书评中，评书人Arthur M. Lucas提到自己1972博士论文有关环境教育的分析，二十年间被简化为“为了环境的教育”一句口号。那是“卢卡斯”本尊啊。
经过一番搜索后，大致还原出Arthur Lucas和他的环境教育研究始末。
卢卡斯是谁？
Arthur Maurice Lucas
Arthur Lucas澳大利亚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于1980年迁居英国。
他具有动物学和遗传学与教育学的本科背景，维州高中教授科学和生物的经历，参与开发过第一版“生物：生命之网”课程，1967年加入弗林德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1972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科学教育博士学位。1973年回到澳洲，创建Warrnambool高等教育学院（迪肯大学Warrnambool校区前身）的教育研究组，去弗林德斯大学教育学院工作（Gough, 1994）。
1980年，他搬去伦敦，最初在切尔西学院（后并入国王学院）担任科学课程研究教授，之后是1988年负责切尔西校区的助理校长，1989年任国王学院教育学院院长，1991年任负责学术规划的副校长，1993至2003为第18任国王学院校长。因其在高等教育的贡献2002年受英女王册封，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for Principal, 2002）。
偶然涉足环境教育
Lucas觉得他对环境教育的兴趣与研究，源自一系列的巧合，是“意外事件”。
他自认为对环境教育的兴趣多半始于研究昆虫种群遗传学时，“大量阅读Paul Ehrlich在种群遗传学的工作和其他工作，如《人口爆炸》一书”。1970年，他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赴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科学教育博士学位。同时，受雇于ERIC数据库，负责提取生物学和环境教育的研究。这意味着“有人付钱让你阅读那些你为了博士研究应该读的论文”，所以某种程度上，Lucas很自然地将研究注意转向环境教育。他把研究重点放在环境教育的争论，环境教育的本质，试图理解环境教育的意涵（Gough, 1994）。
提出环境教育分类模型
1972年博士论文“环境与环境教育：概念问题和课程启示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Curriculum Implications”（Lucas, 1972），后于1979年修改出版，Lucas建立了一个模型，确定了三个独立的环境教育类别。他并不是想给出“环境”和“环境教育”的规范性定义，而是试图通过反映1970年代初期这些术语的用法，从中提取出对确定术语适用于特定案例的一般性原则及解释。因此，他把环境教育描述为三类：关于环境的教育（about），为了环境的教育（for），在环境中的教育（in）。任一两者或三者的组合也是合理的。
“关于环境的教育”和“为了环境的教育”的区别在于目标，而“在环境中的教育”是教学技术。“关于环境的教育”旨在培养有知识的个人，而“为了环境的教育”的教育目标是协助保护或改善环境。他认为如果能将环境教育项目按此分类，则可减少使用中可能的理解歧义。
在澳洲环境教育界，Lucas的环境教育分类模型很快占据主流话语权。在不注明初始来源下使用它，并一直沿用这一做法。Annette以1990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州环境教育政策为例，在定义环境教育时，均使用并强调了“在环境中”、“关于环境”和“为了环境”字眼。澳洲学者Russell Linke还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修改，只有“为了环境的教育”或任何包含此的教育，才算是“环境教育”（Gough, 1994）。
博士论文之后
之后，Lucas的研究侧重于科学教育，为此涉及环境教育的研究文章是关于环境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
Lucas将自己视为批评家，“而非环境教育潮流的辩护人”，Annette认为“重要的朋友”是更好的描述词。纵观Lucas为环境教育所写的文章，是出于提出环境教育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1980年，Lucas撰文表达过“太多的科学教育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的学科（指科学教育）是环境教育的载体”的关切（1980a），当谈及科学教育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时，强调存在“概念问题”、“课程设计困难”和“将态度视为教育目标将产生的问题”，呼吁科学教育工作者关注教育领域之外的相关研究和实践（1980b）。
据Annette 1991年对Lucas的采访（Gough, 1994），尽管他不直接涉足环境教育有段时间了，但是他还保持研究兴趣，他的想法也有所改变。在那次采访中，Lucas认为“当前环境教育的作用不是创造真实的行为变化，而是提供理解强制行为改变的背景”。他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前述的一些环境教育政策文件中。
结语
Lucas在他写的一篇书评中，谈到他的博士论文被缩减为一句口号——“为了环境的教育”，以及观察到可持续发展教育也遭遇同样的情况。不同于典型的政策背景，环境问题或是可持续性问题很难靠特定的一剂良方，个人或政府的某一干预行动去化解。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了环境的教育”受到了观点的挑战，“为永续的教育”出现同样受到争论（见Tilbury, 1995）。北美学者Bob Jickling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批评和反对“为了环境的教育”，曾撰书“为了环境的教育”和推动“为永续的教育”的澳洲学者John Fien 对此予以回应（Jickling, 1997, Jickling & Spork, 1998, Jickling, 2003, Fien, 2000）。另一位澳洲学者Glyn Thomas（2005）给出了实践“为了环境的教育”的方法。
正如台湾学者王顺美（2004）整理1985至2000年间环境教育争辩对话所写，“相信环境教育领域像这样的对话会持续下去，虽然这当中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但可以让环境教育从多个角度去思考，让环境教育的论述更为健康且完备”。我也希望通过还原Arthur Lucas与他的环境教育分类始末，提供不同于以往的中文描述，重新思考的视角。
参考文献：
王顺美（2004）环境教育领域的对话. 环境教育研究. 1:2, 47-69.
CBE for Principal. https://www.kcl.ac.uk/newsevents/news/news-archive/2002/jun/CBE-for-Principal.aspx
Fien, J. (2000).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A critique'—an analysi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6:2, 179-192.
Gough, A. (1994). Fathoming the father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 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analysi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Deakin University, Geelong, Australia.
Jickling, B. (1997). I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to make sense for teachers, we better rethink how to define it!. Canad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 86–103.
Jickling, B. and Spork, H. (1998) .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a critiqu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4:3, 309–327.
Jickling, B. (2003).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vocacy: Revisite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4:2, 20–27.
Lucas, A. M. (1972).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ceptual issues and curriculum implications.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ERIC Document ED068371.
Lucas, A. M. (1980a).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ious Hopes, Self Praise and Disciplinary Chauvinism. 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7:1, 1-26.
Lucas, A. M. (1980b). The Role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2:2, 33-37.
Tilbury, D. (1995).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defining the new focu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1990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2, 195–212.
Thomas, G. (2005). Facilitation in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1, 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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