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旧去新离，挽情终竟孑一身（3）
在重庆一共待了不到两个月，眼看着两人复合无望。在一次小事引起的争执里，徐悲鸿赌气说：“我知道我的罪恶，让天来罚我好了。”
这样的争吵在两人间无数次地发生，徐悲鸿渐渐明白，与妻子和好如初是绝不可能了。失望之余，他又一次准备离家。
徐悲鸿前后两次向蒋碧微求和，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伤心地离开重庆，又开始了漂泊之旅。
打击接踵而来，一直念念在兹的孙多慈，于1937年底通过王映霞，开始与许绍棣交往。
1930年，三十岁的许绍棣因为呈请国民党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被蒋介石加以青目，从此一路升迁，三十四岁时就担任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王映霞给许绍棣和孙多慈扯这根红线竟是别有隐情。
1937年底在浙江丽水逃难的王映霞，与许绍棣在交往中渐生感情，他们的恋情曾闹到满城皆知，郁达夫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毁家诗纪》。
王映霞或许是为了转移人们的目光，通过孙多慈的同学李家应，为孙多慈介绍了丧妻不久的许绍棣。
要知道，横亘在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除了蒋碧微，更有来自孙家的坚决反对。
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曾在南京会见过蒋碧微，他一直极不赞成女儿与徐悲鸿来往。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孙家的家声。
比起蒋碧微，孙多慈的家世更为显赫，她的祖父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状元，光绪皇帝的老师，晚清年间，名重一时，后来更成为京师大学堂最早的创办人。孙家瑗本人是大学教授，有多部著作传世，他年轻时曾担任过孙传芳的秘书，后来孙传芳部队遭北伐军讨伐兵败，孙传瑗因与孙传芳的关系而坐牢。
或许是监狱生活给他留下了太多痛苦的回忆，孙传瑗一直希望大女儿孙多慈能够明朗地生活。
孙多慈早有预感，与老师的这场苦恋，最后很难有什么结果。万般无奈之下，她答应与许绍棣相处。
徐悲鸿的朋友沈宜甲曾对她下过评语：“的的确确是一个安琪儿，幽娴贞静，旧道德，新思想，兼而有之。”
如此的柔弱与温厚，固然是孙多慈独有的魅力与味道，却又因此而害了她。假如，她也能像当年的蒋碧微一样，放弃一切去握紧爱的怒放之花，后来的命运，是不是会全然换了模样？
感：
追求真爱固然是好，但是，人还是要有道德底线，不能为一己私爱，伤人害人。
要知道，天理昭昭，公道有轮回。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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