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和尘埃 - 草稿

在重庆梁平区的范纪曼旧居遗址，一块石碑上这样写着：

范纪曼，男，本名范贤才，1906年生于梁山县和林乡，大学文化程度。

1926年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入共产党。1927年7月回梁山县创建中共梁山县委，并担任中共梁山县委第一任书记。1928年初到重庆从事军运和学运工作。1930年1月开始，先后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同时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戏剧，学习法律，专研外语，并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收集日军战略情报，为苏联红军、为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解放战争时期，打入国民党军统高层，为党中央提供重要的绝密情报。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主任、教授。

他是我的外公，一位老前辈。

1926年的老党员、老革命，一开始辨识度很高，后来逐渐模糊，加上跨界穿插，多重身份开始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游离……

传说中的双料和三栖，会被视为很酷的能人，在连续剧《悬崖》里面，共产国际只是一笔带过不足轻重的辅助片段，而他不仅和国际共产有着特殊关系，还牵扯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

主人公经历跌宕起伏，比谍战片里故事情节还离奇夸张，一次次被捕，一次次安然无恙，明明在为甲方卖命效力，却还会被乙方视为同党。当他为我党工作而被捕，敌方居然为他担保出狱。

今天谍战片《潜伏》、《面具》和《风筝》，基本上是在说第一线动口又动手的惊心动魄，并没有涉及到更高层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还有那种资源和平台择机共享和屏蔽的角逐。情报工作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学术名称，容许对方为各自一方所用，善舞长袖者成了争取对象。表面上风平浪静，底下暗藏汹涌澎湃，毕竟这是在双方进行生死存亡的较量，只是这一过程被拖延的时间暂时稀释罢了。

根据他的经历，二十岁进入中央军校接着入党，中央军校也被称为黄埔军校武昌分校。

1927年国共分道扬镳，他回到出生地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组建中共县委，并出任首位县委书记。那年他才二十一岁，今天二十一岁的青年人恐怕还在大学读书吧。

二十二岁已经在重庆开始了地下活动。

二十六岁到三十九岁的十三年间，是他人生的峰值期，好学，上进，喜欢艺术，学画画，也学外语。

他磨刀不误砍柴工，边走边唱，在艺海遨游的同时，还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党做着地下情报工作。

他和国际共产的有着特殊关系，后来又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提供情报。在一本介绍苏军总参谋部的书里，他的名字赫然在上。市面上有好几个写他的书，照例都是书名俗套，一看就是博取眼球的演义版本。

九十年代初，有一次一位朋友介绍给我一个自称是东方艺术公司的“大佬”，他说他们公司正在计划隆重推出老艺术家的作品云云，第一个亮出招牌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外公，介绍的朋友和我当时就面面相觑，这种事我怎么不知道啊，呵呵。

他数次被捕，解放前夜的那次被捕处于风声鹤唳的当口，真正是危在旦夕，命悬一线。最后的疯狂，总是在最后时刻。

其实我一直有疑问：他如何跑的掉?是不是有人暗中故意放他跑呢?

有一本《英雄无语》的书，作者说在白军围堵井冈山的包围圈即将要封口的时候，她父亲用砖块砸落自己的牙齿，扮成乞丐长途跋涉乞讨，混过哨卡将这一重要情报交给了红军中央，使得红军及时突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其实情报从来就是多层次、多渠道的，需要不同的情报来源互相印证、比对和鉴别，不可能是一方面的。例如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过去一直误以为在大上海只有李白同志有一部地下电台在发报工作，李白被捕牺牲后地下电台也就“静音”了。其实不然，外公将上海地下电台转移到上海静安寺路大华商场，就是一部。在工人集中的杨浦区，还有一部地下电台在49年前夕被破获，发报的同志被捕牺牲。

无论是藏匿、转移和启用地下电台都是一个掉脑袋的活，没有机智和勇气是搞不定的。同时也说明有多部不同上线的地下电台一直活跃在49年前的上海滩。

他们是一群有信仰有抱负和有奉献精神的人，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理想就随时准备献身的人。如今信仰已经变成了最现实的物质，如何再去想象和理解前辈所处的大时代?

他狂热的喜爱艺术，喜欢一切和艺术有关的东西，尤其喜欢莫扎特，不止一次的和我说莫扎特的音乐如何美妙。

四十年代他收集了大量的西洋艺术品，涵盖绘画，雕塑，唱片，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的法国家具，希腊陶瓷和日本木器，大量的英、法、德、俄语和日语原版精装画册和书籍等。

我看到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屋内摆着三角大钢琴，精美的西洋陶瓷装饰品摆放在C型和S形状脚的法国家具上，墙上雕花大镜框里装着古典风景油画，甚至还有一个有鹿茸的鹿头在墙上。加上吊灯，室内帷幕，这就是他过去寓所的陈列摆设。这种画面和当时我看照片时候所处年代的潮流相去甚远。

他收集了如此之多的舶来品，以至于后来捐赠给上海戏剧学院各类外文书册，拉了整整一卡车，来搬运书籍画册的工人们抱怨不止，实在是太多太重啦。

记得一次我“借”了一本罗丹雕塑的法文原版精装大画册，大到硬是找不到可装入的袋子。

他曾经在陕西南路和淮海路口开过西洋古玩店。店里陈列着从欧洲到东、西亚的艺术品。光顾的客人不少是当年“漂”在沪上的老外。

他喜欢喝咖啡️。那时没有雀巢之类，只有罐头装的进口巴西咖啡，他喝的津津有味，仿佛就是人生的至高享受。这个时候，小布尔乔亚的习性毫无掩饰的洋溢在他脸上。

一个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个崇洋者，两者在他身上从来就没有矛盾过。

他喜欢画画，喜欢用刮刀直接调和油画颜料作画，他画在一些瓷器和陶罐上的油画，笔触厚实奔放，年代久了以后会给我错觉：画是在做瓷器的时候一起进窑烧出来的。以我的经验，喜欢用刮刀挑起厚厚的颜料直接堆砌在物体上的画家，一般都有着一颗狂放不羁的内心。事实上，他在读中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多次反叛学校的清规戒律，用一句“玩梗当年”已经不足以解释那颗驿动的心。

49年以后，一个当年的文艺青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做着系主任和教授的美梦，以为从此可以心无旁骛的搞他的艺术了，殊不知岁月艰难对他来说只是刚刚开始……

他誓言要把牢底坐穿，可惜最后一次坐的是自己人的牢，只能把命坐完，牢底却是坐不穿的。

他的称谓有好几个：老党员，老革命，老同志，还有老艺术家，说来说去，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怀揣理想和信念，慷慨激昂，豪情万丈，时刻准备着抛头颅洒热血；我想象中，当年在南下学生请愿团当纠察总指挥的他，一定是一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志比天高的样子。同样是他，在人生最后的秋冬季节里，坐着轮椅，无精打采，变得一筹莫展。

只有当某个人或者某个话题引起了他的感触，他才会两眼直直的望着前方的某一个点，胸膛不安的起伏着，喘气不止。

晚年他长期在上海华东医院高干病房养病。

一次我去看他，晚餐后我推他轮椅去老干部娱乐室，期间正在放映反映北伐期间，军校内部国共从合作到分裂的电影《大浪淘沙》。影片是从两男两女四个青年好友的关系展开，各自观念和理想的碰撞，最终在动荡的年代中分崩离析，各奔前程。

本来是轻松愉快的一刻，没想到他边看边老泪纵横。是因为感慨当年的豪情如今不在，还是勾起了对往日峥嵘岁月的眷恋，我只能根据电影里的剧情去浅浅的体验一下他的感受。

如今，他留存在当地县志记录和党史办陈列馆里，他出生地的一块纪念石碑表明他曾经来过这世界上。而在上海，除了他留下的油画作品，因为照顾老同志，他寓所的院墙铁门还保留着，不远处的周信芳住宅的院墙也保留着，而沿街的院墙都在“与世界接轨”中全部拆除了，用可以窥见院落的黑色铁栅栏替代。他落难期间，寓所后面的汽车间早就住进了一户人家，就连寓所本身，其中一间房也挤进了一户人家，院落里断裂的类似维纳斯雕像，美丽光滑的白色大理石脸庞亲吻着地面，叙述着一段无法复原的创伤。

这就是我的外公，一个无奈收拾起对生活满满的眷恋，消失在过往历史的风雨和尘埃里，无法再一次回头的生命过客。

                                (完)

…………………………………………………………………………

附上在百度和谷歌上查到的资料，略做删节如下：

百度介绍：

范纪曼（1906—1990），生于1906年，原籍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创建、担任梁山县特支、县委第一任书记（1927年9月）；他长期在白色恐怖下做党的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1955年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株连而被捕入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1990年12月在上海病逝。

中文名范纪曼

出生地：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

出生日期1906年3月

逝世日期1990年12月6日

职业：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毕业院校：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

信仰：共产主义

创建四川省梁山县第一个特支

担任中共四川省梁山县第一任书记

早年生平

范纪曼（1906—1990），1906年3月生，四川省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县）人，大学文化程度，通晓日、俄、德文，擅长油画，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梁平县委书记。

1925至1926年，范先后就读于武昌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武昌中央军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回川工作；同年9月，他在梁山成立特别支部，年底，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梁山县委，指定他任县委书记兼管军事。他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神像"等革命口号。并自筹经费，组织青年成立"一六"剧社（即民国16年），自编自演，到县城区乡及垫江等地巡回演出，宣传革命思想。

他还以马家场、沙垭场为据点，组织穷人会、农协会，发展农民武装，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正当他准备武装起义时，驻梁军阀萧毅伙同土豪劣绅四处追捕他。省委便立即将他调往合川，重庆搞军运、学运。

1931年1月，他被调至上海，担任法南区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交通联络员。

"五卅"运动纪念日那天，党组织举行飞行集会，范纪曼因叛徒出卖而被捕。8月在苏州监狱获释。9月，他到达北平，一面找党，一面求学，很快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其间，他潜心学习外语，并翻译出版了海涅《还乡集》，著有诗歌集《汐之螺》等。

风雨和尘埃 - 草稿

"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被推举为学院学生会会长。

12月7日，他被北平68所大中学校学生会选为学联主席之一，并兼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他带领5000多名抗日学生，要求北平当局同意他们到南京，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遭到拒绝后，他便号召同学们到丰台卧轨三天，迫使北平当局同意他们到南京，向政府请愿。12月10日，他率学生代表南下，抵南京后，便联合上海、南京的学生，先后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

12月15日，南京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学生，范纪曼被打成重伤。为取得请愿胜利，他潜往上海宋公馆，向宋庆龄及在场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讲述了请愿的前后过程。宋庆龄听后义愤填膺，于12月19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史沫特莱也向世界报道了事件的详细经过，从而使全国抗日反蒋运动掀起高潮。

1932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被关在张学良的狱中，曹之妻请范设法营救。范请黄浦五期的陈恭澍为之周旋，陈表示应允，但提出交换条件，要他将美国公使馆的一些外交材料翻译并抄录回来，以供陈的军事杂志社应用。他在抄录中发现多半是国民党以及日本的军事外交情报，便多抄一份，送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后冀叛变出卖了范纪曼，不久范便被三十二军政训处王处长保释出狱。

1933年，范在党的领导下，做搜集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担任军统北平站代站长的范纪曼离开北平，回到上海，1936年8月，他赴苏联参加期大林第四届国际戏剧节活动，半年后归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他按部署，专门负责搜集日军军事情报，研究在各个战场上所采取的战略、战术。1941年9月，他将上海白尔培路五金店里的地下电台转移到上海静安寺路大华商场。

1942年8月，范纪曼受党组织指示，去南京搜集日军事情报，他潜入中央大学任训育主任，后被告发是共产党人，于1943年5月被迫离开南京重返上海。

建国前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上海，汉奸周佛海命令提篮桥监狱不得释放共产党政治犯，他便找国民党总指挥部军法处副处长李时雨，营救囚禁在该监狱的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范乔装为国民党军委会参议，到监狱提人，使得杨得以获释。

1947年8月，范经国民党国防部要员张子羽介绍，潜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代理少将专员，专搞国际情报。1948年初，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组领导人吴克坚、徐淡庐领导他搜集国民党军事情报。蒋介石总部迁往台湾的消息即是由他获悉的。

1949年，地下组织决定秘密翻印《新华日报》的《元旦献词》给上层民主人士，他印好后，身着国民党少将军装，驱车送到哈同大楼交给吴克坚，徐淡庐两位负责人手中。

1949年3月1日，他被军统上海特务王方来逮捕并判处死刑。同年4月11日晨，他越墙逃走，1949年9月，他协助上海市人民政府破获了原国防部二厅焦建和特务案。

建国之后

1950年秋，香港陈恭澍派女特务杨静到上海找他进行策反，他迅速向组织汇报，在上海车站将她捕获。

1955年7月，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株连而被捕，判刑20年。

1980年8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纠正原判，彻底平反昭雪；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12月30日批示："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转党时算起，参加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

1990年12月6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

谷歌参考资料：

祭坛上的红色间谍（十一）情报大师范纪曼狱中度过二十年

解放后，对在白区地下工作者实施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政策。

范纪曼，四川省梁山人，通晓英、日、俄、德文。1926年加入中共，次年创建梁山县特支并担任书记；他长期在潜伏军统，为中共及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关键而重要的情报。1955年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株连被捕入狱，度过20年的监狱生涯，出狱时已是古稀之年。

范纪曼于1932年就开始了他的特工生涯。他利用营救天津市委书记曹策之机，与军统局著名特务和杀手陈恭澍互相利用，以给其翻译美国公使馆的外交材料作为交换条件救出曹策，又将陈的情报交给中共。由于范纪曼有中共及共产国际的谍报系统背景，使得陈恭澍对范的能力很欣赏，提出让他加入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范向中共组织汇报，得到组织的批示后，接受了陈恭澍的邀请，做了北平站的直属通信员。中共认为：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新的特务机构，中共正需要有人打进去。范纪曼在给陈恭澍提供情报同时，将情报提供给中共。

范纪曼与新闻界知名人士刘尊棋、刘逸樵等中共特务联手，为苏联红军参谋部远东情报局搞情报，接受共产国际派遣并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直接联系，他们互相利用交换情报，成为服务于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军统三方面的间谍。1935年8月15日，范受共产国际安排，登上苏联“北方号”邮轮离开上海，以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江汰洁的身份，参加斯大林第四届国际戏剧节。

在莫斯科，范纪曼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的指示：回国后受潘汉年领导，为苏联塔斯社搜集情报。范纪曼利用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的身份，收集了大量的日军方面和来自美、苏、日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被称为特务界的奇才。中共及共产国际对他的评价是：人很灵活，工作负责，能严格遵守纪律，生活朴素。不暴露过社会、组织关系。对其党政策的认识和了解，超过了一般的同志。

1942年8月，范纪曼受潘汉年、杨帆指示，去南京搜集日军事情报，潜入中央大学任训育主任。1943年5月范被发现是中共的人，他只好离开南京回到了上海。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在静安寺路1040弄大成商场开办“木简书屋”中外文旧书店，成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1946年3月17日，范纪曼在军统局上海站任国际组组长，次年兼职国防部第二厅少将代理专员，致力于国际情报。1948年初，他搜集到国民党总部迁往台湾的消息，1949年3月1日，范被军统上海特务王方来逮捕并判处死刑。40天后他越墙逃走。

1955年7月，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株连被捕入狱。他是秘密被捕的，审查是在内部进行的，他不肯认罪。他说：“说我态度顽固、不老实，给我从严判刑二十年。”就这样，范纪曼被监禁20年，1976年10月刑满释放，时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