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微论
世人常将秦皇汉武相提并论，甚至说他们一脉相承，实在是太抬举了秦皇而低估了汉武，也低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作用。
汉武政治上负面问题确实很多，尤以信神求仙、后期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为大。但问题最多最大，掩盖不了他的政治光辉和正能量的伟大。晚年虽然大错铸成，还能轮台罪己，颁下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将政治重新推上正道。
汉武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如开创察举制、军屯制，颁行推恩令，兴建太学，开辟丝路，攘夷拓土，用人唯贤。在“得人鼎盛”方面，曾国藩将汉武帝与唐文皇、宋仁宗、元世祖、明孝宗并论，说这五个时代“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云，并将这五个帝王都称为“英哲非常之君”（《国朝先正事略序》）
汉武最大的历史性功勋，是采用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司马光评论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
这段话前后有矛盾，前面一半过于苛责。或者说，秦皇汉武都有“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这些毛病，但轻重有别，性质亦有别。不能说“异于秦始皇者无几”。就像汉朝也曾盐铁垄断和公有经济，但与公有制的垄断程度性质大不同。
汉武帝自己曾说过：“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能说出这样严厉自责的话，恰说明汉武与秦皇政治本质和道德品质截然不同。不能把汉武主动反思、自我责备的话，用来评判他。“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这句话，见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朱熹说：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说武帝强文帝。其论虽偏，亦有此理。文帝资质虽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欲讨匈奴，便把吕后嫚书做题目，要来揜盖其失。他若知得此，岂无"修文德以来"道理？又如讨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马，此是甚气力！若移来就这边做，岂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
朱熹延续了司马光“去秦始皇无几”的话，但对汉武帝的评价略高于司马光。朱熹认为汉武帝强于汉文帝。文帝只是善人，武帝却是有狂底气象。只是遗憾他没有真儒辅佐，所以不能胜其私欲。但我认为，朱熹的评价还是苛刻了，对汉文汉武都苛了。
对汉唐政治和帝王评价偏低是朱熹的习惯，比如朱熹从心术动机上立论，“以私罪汉”，认为汉高祖私意过重。对此王夫之表示异议：“集注以私罪汉，未合于时措之宜也。”王夫之认为，汉高祖取天下，与尧舜汤文一样无异，也是取之以仁义的。如果说汉高祖之德有愧于周文王的地方，不在取天下，而在所致贤才不如文武集团，政治上因陋就简，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我与王夫之。
对于汉武，还是离西汉较近的东汉大儒班固的评价比较中肯。班固《汉书》说：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涣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除了“不改文景之恭俭”这句略嫌溢美，这个评价应该是如理如实的。2018-9-26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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