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前面我们说，必须通过对“贫富”的“不相”（有教无类），才能实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样一个“人不相”的社会。
所谓“人不相”，就是“人不知”到“人不愠”的中间环节和必经阶段，就是社会中各种阶级、阶层等“相”都能平等地存在，不会出现某种类型的“相”以其“相”为相（标准），从而一“相”独大，凌驾于其他各“相”之上。
一旦出现一“相”独大，以“相”为相的，就要对之“不相”（未足与议也），以维护“人不相”的众相平等。而只有“不相”，才能“不同”；只有能同时容纳各种的“不同”，才能成就其“大”，才能有所谓的“大同”、“大和”。
但“人不相”的社会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行“圣人之道”，最终要实现的是“人不愠”的大同社会。
正因为这样，所以接着就有了这一章。
子贡，孔子的学生，以为“人不相”就是最高的境界，所以问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这个“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就是上一章所说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也就是“人不相”的社会状态。
但孔子的回答是：“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就是说，这种“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人不相”社会是可以的，虽说已经不错了，但还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对于儒家来说，最理想的社会就是“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不愠”的大同社会。
子贡：人人都不做败坏道德的事，就是最高境界了吧？
子曰：还行吧，不过，人人都做弘扬道德的事，这种境界更高。
上一章我们说，《论语》里的“贫富”不单单指财富方面，只要人与人之间能产生差异的地方，钱、权、色、文化水平，都会出现“贫富”。
而“人不愠”的大同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一切差异，从而实现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共同富裕”可不是“均富”），因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人与人的差异，是必然存在，探讨在一切方面绝对平均的社会理论学说，只能是乌托邦，毫无意义。
而儒家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根本不去假设这种毫无意义的社会存在，而是在承认人与人差异的必然性前提下，探讨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而它的最终结论就是“人不愠”的大同社会。
以“贫富”为标准对社会形态进行分类，可以得出三种基本社会形态：“贫而谄，富而骄”、“贫而无谄/怨难，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分别对应着“人不知”、“人不相”、“人不愠”的三个阶段。
而行“圣人之道”，就是要把“人不知”的社会，通过“人不相”的中间环节，最终达到“人不愠”的大同社会。
《论语》对社会形态的总体把握，是十分清楚的。只是自古以来，有人把持着《论语》最终解释权，使真正的“圣人之道”难以彰显，而无知群众被这些人蛊惑，心甘情愿作顺民、韭菜，从而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谄”就是“奉承”，不光指语言，还包括一切行为。为什么要“奉承”？因为弱者往往有所求有所待——希望依靠强者给自己提供一个安稳的避风港。在“贫而谄，富而骄”的“人不知”社会，这种“贫而谄”无所不在。
例如，学生对老师，粉丝对爱豆，屌丝对女神，打工人和对资本家，下级对上级，弱国对强国。
至于“富而骄”就更不用说了，“骄”，因强大而骄横。像美国一样，我有钱，我漂亮，你们就应该听我的话，要臣服于我，这是“富而骄”的典型。
不过，“贫而谄”不得的话，最终难免会“贫而怨难”，因“怨”有“仇”而“敌对”甚至“造反”。
但“造反”成功的马上又成为新的“富而骄”，从而又有新的“贫而谄”……如此不断循环，始终逃不出这个“贫而谄，富而骄”的“人不知”社会。
《论语》、儒家看穿了这个“贫而谄，富而骄”的恶性循环，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人不相”（有教无类）这一中间环节，才能跳出轮回之苦，从而达到“人不愠”的大同社会。
有人的地方，就必然会出现各种“贫富”之相（钱、权、色、文化水平）。不过，企图消灭这种“贫富”之相、将之抹平是不可能的，唯一办法就是“不相”，从而使得各种“贫富”之相能平等地存在，实现“不同”，容纳各种“不同”而最终成就“大同”。
儒家、《论语》认为，这种“大同社会”的实现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儒家的这种看法是由其入世精神、承担精神所决定的。
“贫而乐，富而好礼”。
乐，yue，歌舞升平。只有“人不愠”社会才会有真正的歌舞升平（不是粉饰太平的歌功颂德），而连“贫”者都能“乐”，这才是真正的“人不愠”的大同社会。
此处，“礼乐”并举，并不是说“礼”归富者，“乐”归贫者，而是“互文”的修辞手法，无论贫富，都“乐”且好“礼”。为什么“礼乐”并举？“乐”是指个体的，“礼”是人与人之间的，人人歌舞升平，相互又以礼相待，这才是真正的“人不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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