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坐在狭窄的房间里，望着窗外残剩的阳光，我想起了自己沧桑沉浮的一生，我决定把三十四年前的一幕，详细地记载下来。我说的都是真情实事，没有半点虚假，因为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应该是，这件小事无意地改变了我一生。
那天，我们坐在校园里看演出。舞台就在办公室门口，表演节目的同学都在办公室里打扮一番，然后穿红戴绿地走上舞台，唱呀，跳呀。
我们在台下看的昏昏欲睡，一是天气炎热，很多人脖子上都起了热痱子，我口渴的要命，顺便说一句，我早上吃萝卜咸菜太多。二是校长的讲话太长，很多文绉绉的废话，连两旁的老师都反感，我亲眼看见坐在角上的一个年龄大的老师，不停地把腿抖来抖去。
终于到了有趣的节目。倒不是节目表演的有多好，而是那个报幕员——一位翘着独辫子的同学，老是念错别字。她照着讲稿，这样念道：
“下一个节目，请黄浩同学表演……表演……”她不认识纸上写的字，情急之下，她一回头，对着办公室大喊，“黄浩，上台表演。”
我们开始轰笑起来。黄浩一身短装，上台演练了一套少林拳术。他瘦长身材，伸展的很卖力，最后他拿出绝活，来了个空翻倒立，不幸的事情出现了，他一下子倒了，裤裆开了一个大口子。
下一个节目很乏味。刘大春表演快板书：
“竹板这一打，咱来表一表，
表一表三班的王从好，
哎，哎……哎……”
他一直说哎，他忘了台词，哎，哎，他急的在台上转来转去，就是想不起来了。
我们很兴奋，这比他想起台词都有意思。
二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今天的节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要说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宋老师，急匆匆地跑来，他的头歪来歪去，一看见我，他立即指了指我，又是点头，又是挤眼。我赶紧跟他出去，他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好像是怕我逃走。我害怕极了。
办公室里屋。校长双手拿着电话，脸上堆满笑容，有二个酒窝，他好像在接听指示，不住地点头，是，是，好的，好的。校导主任看见我进来，含笑向我示意，又转身对着宋老师发怒。
“你怎么回事，这样的好学生怎么不按排上台？可笑，可笑。”
宋老师闭着嘴，嘴角抽搐，脸通红，好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学生见到家长一样难堪。
“你快点吧，快点上台。”教导主任跺着脚。他穿了一件白长衫，胸前一个图案，画的是作家高尔基，高尔基昂首向左上角望着，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很像一个扛着锄头的老大爷。
宋老师马上找来一身青色的衣服，肩下绣了白条绦，十分漂亮。他又拿来一把黄澄澄的葫芦丝，领我来到外间，这里一排跟我穿一样衣服的同学，他们手拿葫芦丝，准备上场了。
“可我不会吹……”我惊愕不止。
“你只要放在嘴里，手指头稍稍地动一下，不用出声，一会就完事。”宋老师出汗了，他说话有些结巴。
我只好听从安排。我刚站好，宋老师又送来一碗糖水给我喝。
上台了。我站前排中央。喇叭里放出轻快的音乐。
我们开始吹奏。我把葫芦丝放在嘴里，根本不敢出声，手指头煞有其事地翘了二下。我看到我的同位用万分惊异的眼光注视着我，他流出很长的鼻涕。
演奏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临时安排我上场，还这么紧张。
这时，过来一个长头发、背着绿跨包的人，他扛了一台相机，先是给我们全体演员照像，又来到我跟前，反复照了我好几个镜头。他为了取一个特写，竟然半蹲着，翘起令人讨厌的屁股，露出了蛇皮腰带，右手指头一伸，挤眼，歪嘴，——咔嚓，他站起来笑笑，他右腮上有四个醒目的红痤疮。
我们吹奏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结束了，热烈的掌声。台下有好几个个同学没有鼓掌，在咧着嘴笑，一个老师过去，对他们做了一个很凶的脸，他们马上鼓起掌来。
三
六一节过后，马上就是升学考试。我的分数不及格。但出乎我的意料，给我加了一个艺术特长分，不但及格，而且进了一所重点中学。我十分怀疑，我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艺术，我感到命运就像一只隐形的大手，总在背后推动着自己，去改变、去适应。
就这样，初中、高中、大学，留校、纪委，一直做到省厅，我相信，就是小学毕业前，六一节这件事催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去年六一，我突然萌生了一种回家的想法。说实话，这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回过家乡。虽然经常有同乡同学求我办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我是尽心去办，也收了他们的礼物、回扣，但我对待他们，还是很严肃的，我也不笑，一副冷冰冰的表情，他们放下东西讪讪地回去了。他们转身时的一瞬间，我能想像出一个农民面对权力的恐慌。
车很快就到了。我嗅到一股农村才会有的硝烟气味。
原来低矮的校舍不见了，而是换成了排排整齐的楼房。校门口豁然一条横幅：热烈欢迎****莅临指导！
一位年龄约四十岁的女校长接待了我（有市领导陪同），她穿着红短裙，轻佻、善于巴结，不停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奉承话，有几次一位老年男教师在给她递眼色，用脚踩她。
“现在的宋老师怎么样了？他在哪？”我想起我的班主任。
“这，这个么……”那位老年教师不住地点头，他说道：
宋老师本来教学挺认真，因为写了一篇《车站》，获了奖，就辞职了。早些年养鸡养猪，日子很凄惨，一个手指头被收割机削去了。今天也通知他了，死活不肯来。
世事无定，输赢难料。我感慨一番，假如不是那个意外，我肯定还在二亩地里刨土。
女校长忽然被人喊了出去。她穿着高跟鞋，屁股扭来扭去，前胸衣领露的很低。她很紧张。
学校里在表演节目，特邀请我去给同学颁奖。
我给一个脸色黝黑、身材矮小的男孩颁奖，我把一张带有红月季花的奖状递给他，他很激动、兴奋，我看到他手一直在抖，拿了二次都没接住。他张开嘴，前门缺了一颗牙，大声说：
“谢……谢！”
喇叭里响起缓缓的音乐声，交织在从梧桐树叶间隙中渗出的夕阳里。
突然，从场外过来二个茶色紧身衣的男子，疾步走到我跟前，亮出扑克牌一样的证件，低声说：
“你被捕了。走。”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到。我看了一眼那个男孩子，苦笑了一下。一辆黑色的警车在门口。
我走过让开的人群时，喇叭里传出悲怆的声音，是葫芦丝，低鸣呜咽，像一个浪子，挣扎在落日翻滚的波浪里。
又到了六一节。我坐在审查室里，写下这一切，希望能成为我贪赃枉法的终点。同时，我一直怀念那个起点，那个贫困而又充满欢乐的儿童节，那个戏剧性的一刻。
我鼓起嘴，含着钢笔，手指按在前面，仿佛有一个真的金色的葫芦丝，唱着青铜一般徜徉徘徊的歌声，我面前，一定会站一个黑头发的小男孩，怯生生地，不肯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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