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甜八岁的时候，卖鸡蛋的阿姨问她，有没有见过爸妈亲嘴。
大甜诚实地说，她见过。而且，具体是在哪一天的什么时候，她都清楚地回忆出来了。
那时候她周围的大人们还没有失恋离婚的，他们有的忙着处对象，有的忙着生二胎。
人人都做着一点小生意。卖鸡蛋的阿姨也卖粮油，老郝开了间书店，飞哥和飞姐也卖鸡蛋和粮油。
大甜的爸爸是卖烤串的。爸爸问她想吃点什么。大甜不假思索地点了一把烤腰子。
后来大甜长大了，长到十八岁时，人们都看出她有点问题。大甜的爷爷和她说，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大甜为此难过了很久。
不过在她八岁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难过。那些大人们虽然穷兮兮的，却也不知道什么是难过。
二十年后，大甜才发现，那时，他们正在经历各自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飞哥和飞姐都没念完初中。大人们叫他是“飞”，叫她也是“飞”。
他们的店里充满了面粉和鸡蛋的味道。女飞在鸡蛋和面粉之间摆了一张实木的旧写字桌。
对，这也没什么，谁家店里也会有一张不管是什么样的桌子对吧。
可是大甜特别喜欢去找女飞玩。她觉得女飞的头发有点爆炸头的感觉。
每当女飞在店里，她的音响就会一直开着，里面放着大甜觉得很高级的音乐。
那时候街上最流行的歌手是周华健。可女飞听的音乐是没有歌词的。音乐一响，空气中的面粉会和鸡蛋的气味会飞到天窗那里去，再打个弯，穿过后屋，路过那张单人床，飞到狭小的后院去，然后就消失了。
大甜问爸爸，为什么飞哥和飞姐家只有一张小床。爸爸只是笑而不语。
大甜的爸爸总是在做一个捉迷藏的游戏。他躲到左边，烟就飘到左边。他躲到右边，烟就飘到右边。
他站起来，烟也飘起来。
大甜搬了两个塑料椅子，拼成一个小床，躺在里面。椅子上蒙了一个毯子。店里来了两个小姐，听大甜爸爸说毯子下面是他闺女，还好奇地掀开看看。她们以为是个小宝宝，没想到是已经八岁的大甜。
多年以后，大甜家的店搬走之前，飞哥来吃了一次烧烤。
大甜觉得他不一样了，他不太说话，纹了一后背的红色鲤鱼，精瘦的，坐在一桌大甜不认识的人之间。
原来那会儿，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
飞哥飞姐是第一家搬走的。搬走之前，飞哥开大车撞死了人。
如果没有那次事故，飞姐现在怀里抱着的应该是飞哥的孩子。
不过，据大甜的妈妈说，飞姐现在也挺幸福的。飞姐会做生意，又做了新的买卖。
大甜后来见过飞姐一次，她们还像久别的老朋友那样拥抱。
飞姐的头发烫了大卷，脸上的肉多了。看起来不那么酷了。
这是大甜比较遗憾的事情。她感觉自己的灵魂知己蜕变为家庭妇女了。
不过，这其实并不算什么。
大甜的生命中，只有一个人教过她扎头发。所以她一直觉得这个人是非常珍贵的。那时大甜拿着一个大发抓，问陈绮丽怎么用。陈绮丽站在大镜子前，拿过发抓，散开她的一头秀发，教大甜怎么扎出好看的头发。
陈绮丽身上有种模特的气质。她的男朋友叫老郝，比她大十几岁。老郝用自己开店挣的钱供她去外地学模特。
大甜的记忆里只有陈绮丽十八岁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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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郝后来娶了一个小学老师，没几年就离了婚。离婚后他去南方做生意，赔了个精光，又回来了。
陈绮丽也回来过。
大甜放学回家，书包拉链没拉上，露出里面擦过鼻涕的纸、压扁的纸团，还有一堆学校要求订但是大甜没有看过的书。
红色的地砖上，有个低着头走路的小孩子。她敞开的书包像一张干瘪的嘴巴。
大甜还不知道，此时，陈绮丽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大甜只知道自己有几块钱，只知道这几块钱可以去商店买到什么。
陈绮丽长得太漂亮，她被人玩弄，染上毒品的时候，大甜还在家里买泡泡胶吹泡泡。
有时候夜里，大甜的妈妈会把刀和铁签子藏起来，然后大甜会听到店里有喝醉酒的人在打架。然后，大甜躲在粉色的布帘子后面，自己害怕地哭完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天不亮，路上又有个小孩子，背着塞满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书包，朝着学校，哦，不，是小卖部走去。
大甜是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却起的比高中生都早。
她在这个吹着海风的小县城里，呆呆地走出黑夜，向枯燥的白天走去。
跳绳比赛的那天，同学们在数大甜头上有多少个发卡。
大甜的小脑袋上居然卡了十三个不同样子的发卡。这事得怪大甜的爸爸，是他给她梳的头发。
陈绮丽不再回来了。
邻居们都搬走了。大甜家也要搬走，可是她的猫不走。
于是那条铺满红砖的路上，就只剩一只猫在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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