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捕捉我眼前所有的美，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我永远喜欢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这句话。
在熹微的晨光里遇到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是一个愉快的开始。
桑塔格对于照片之无所不在所引起的一些美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思考，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细细斟酌和推敲。照片确实为我们的世界做了许多解释，不同于绘画和散文那种严格的选择性的解释，它提供证据，让我们听说但生疑的事情，变得真实可信。就这个程度上而言，摄影，已不单单是一项追求美的艺术，也是一种表达世界最真实的写照。它是一种观看语法，也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
刘易斯·海因说，如果我能够用文字讲故事，我就不必拖着一部相机。
可见，讨论摄影不啻是讨论世界，收集照片也即等于收集世界。但是，摄影对世界的认识，却也具有相当大的局限，尽管它能够激起良心，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与政治认识。因为，通过静止的照片而获得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
而我们所处的时代，照片无所不在，它们不可估量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感受和价值判断，也许稍不留心，我们又将被刷新“三观”。摄影通过以一个复制影像世界，来装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的方式，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它实际上的样子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毕竟，虽然相机是诚实的工具，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迫使相机说谎，但是，这也决定了相机所表述的现实必然总是隐藏多于暴露。
由于摄影工业的飞速发展，摄影已不单是新闻人的分内之事，它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娱乐的手段，已变得几乎像色情和舞蹈一样广泛。这也带来了，一系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连锁反应。在这个全民记者的时代，也许出行不带可以拍照的工具，已经成为一桩极不自然的事情。
摄影师的无所不在，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只要花费少的可怜的钱，我们就有可能熟悉世界上每一个著名的地方，而且熟悉几乎每一个世界性的名人。用“D.P”的话说，便是我们透过三英寸的镜头观看这个邪恶但美丽的世界的每次盛况和浮华。
摄影无疑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众多无与伦比的惊喜，却也带来了许多冲击我们心理防线的惊吓。这是一个让人相当沮丧的事实，却也是时代发展伴随的无法阻挡的趋势。就像赫尔穆特·格恩舍伊姆所说，摄影是全世界都明白的唯一的“语言”，它真实地反映生活和事件，它使我们可以分享别人的希望和分担别人的绝望，它说明政治和社会情况。我们成为人类的人性和非人性的目击者……他的话，从侧面证实了一个问题，摄影基本上是一种不干预行为。
当代新闻摄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画面，例如一名越南和尚伸手去拿汽油罐，一名孟加拉游击员用刺刀刺一名五花大绑的通敌者，秃鹰对一名濒临饿死边缘的非洲儿童虎视眈眈的照片之所以触目惊心，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在摄影师有机会在一张照片和一个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照片竟然变得貌似合乎情理。干预就无法记录，记录就无法干预。这对于面临选择的摄影师而言，无疑进退两难。职业道德要求他选择照片，普世道德却要求他选择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选择。
渴望用相机拯救世界的摄影师，以摄影记录下来的世界各地的悲惨和不公平的庞大库存，让大家都对暴行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使得恐怖现象变得普通——使得它看起来熟悉遥远，不可避免。
也许初看之时，画面带来的震撼如同海啸，但随着反复观看，震撼便也逐渐消失。也许再过几十年，当人们对暴行的熟悉程度达到一个饱和点，照片的伦理内容，不可避免地变得脆弱。当人们神经麻木，那么摄影唤起的良心，也仅能与窒息的良心勉强持衡。这也许便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吧！
最后，便以安德烈·凯尔泰斯的话结束吧：
相机是我的工具。透过它，我给周遭的事物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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