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几乎所有的孩子一样，小时候令我着迷和热切盼望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过年。
那时候传统的过年，在中国的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大事。
进了腊月以后，隐隐就嗅到过年的气氛了。
家家户户似乎一下就忙碌了很多。打扫房屋，拆洗被褥，腌制咸鱼和泡菜，晾晒平日压在箱子底不舍得穿的衣服，或者赶着到街上去添置一些新东西。
平时安静的集市上此时热闹拥挤了很多，窄窄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各式摊点，店铺里卖的物品种类也变得繁多丰富了起来，吃的用的穿的，不一而足。赶集的人们脸上都带着喜庆的笑容，见面打的招呼也格外温热，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让人愉快。
学校放寒假一般在农历腊月十几。但我们每天都在计算着还有多少天就要过年了，然后越发无心上课。连老师们也都在办公室里热烈地讨论着要买些什么年货。
整个腊月，所有人都充满了漫长的期待。
每逢过年，家里的大门和所有房门都要贴上对联和挂廊窗花等，连猪舍鸡圈狗窝也不例外。祖母说，它们和人一样，也在盼望着过年。
对联都是一些喜庆祥瑞、充满意头的吉祥之语，那时经常看到有专门写对联的书，现在由于传统的年节文化在很多人心里渐渐淡薄，在包装精美种类繁多的书店书摊，却已经极少能看到这一类带着浓郁传统色彩的文化书籍了。
而为人们所喜而乐见的挂廊和窗花，也是不可缺少的。挂廊通常用来贴在门顶端的横梁上。印刻的样板花式很多，双喜，大福字，各种古老花纹，不一而足。远远看上去，门头上红彤彤的一排，很是喜庆。
每年过年，家里的对联都是教书的伯父写的。
我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教书的天生就会写毛笔字，还会打算盘。同样的例子在许多教书的长者身上都能体现，尤其是男性。
小时候我很是羡慕算盘打得快的人，但我自己很讨厌那些背乱七八糟的珠算口诀。上珠算课时老师教同学练习，不准动笔，我就偷偷在心里算，然后在老师来检查时，装模作样把数字拨到算盘上，除了比别人快，也很少出过错。
现在的孩子不但不要自己动脑筋打算盘了，好多可能连算盘也不认识了，但他们有计算机学习机帮着算，“哪里不会点哪里”，根本没办法相比。
时代的发展进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毛笔字，貌似也有不小的兴趣，虽然描红的时候都临摹得不错，但自己真正独立练习起来，往往都是有始无终，因而始终写得不够好。印象最深的就是，只要是写到比较用力的笔画“竖”，我就中途歇力，由直变弯，好像再写下去心里就没底了，因而往往不能坚决有力地将之拉伸到最后。
隐隐感觉这也有点像我性格里某种致命的特质，缺乏恒心和毅力，一些事常会在铿锵有力的开头之后半途而废。甚至连感情有时都是，看透本质之后，很容易产生厌倦。因而多数情况下，自己其实是个悲观的人。
所以每次母亲鼓励我自己写对联的时候，我总是犹豫再三还是不敢下笔，怕别人看到指指点点的说写得不好看。小小年纪，已然有着不为人知的一份虚荣和不自信。
除了写字，我的其它工作都做得很好。不停地跟在伯父后面，裁纸，倒墨，做一些琐事。
长大以后，虚荣的成分倒是被自己剥去了很多，能够很坦然的面对自己性格的本质，唯独不够自信的成分一直隐藏在体内。不擅于处理过多的压力，尽管在外人看来自己拥有的似乎更多一些，但对我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总之觉得自己没有被赋予同样程度的自信心。
这让我一直引以为憾，却又不十分想去改变。以至于就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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